新中国对外汉语教学的拓荒一兵
张占一，男，年生于北京，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年毕业于河北大学中文系。-年在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进修并获硕士学位。自5年起，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语言大学、伊斯兰堡大学、伦敦威斯敏斯特大学（原中伦敦百科大学）等高校教授汉语。曾任北京语言大学来华部留学生三系主任、文化学院院长，美国纽约州教育厅汉语教学顾问、新西兰教育部中文顾问。主要研究方向为跨文化交际。发表论文、散文、翻译作品、书画作品百余件，参与编写《巴基斯坦汉语教材》、《汉语成语条》、《学汉语，游中国》等十余部对外汉语教材。年10月5日，张占一老师在北京语言大学国际汉语教学研究基地作讲座1
艰苦求学
主持人：张老师，您好！很高兴您接受我们的访谈，请先回顾一下您青少年的生活学习经历。
张占一：我是北京顺义下营村人，四七年上的小学。当时小学分初小、高小。初小四年，我是在本村上的。高小两年，是在东边两华里外的杨镇上的。高小毕业，考入顺义县二中，就是顺义杨镇中学。杨镇中学，有早自习和晚自习，七点半至九点半的晚自习，很辛苦。一般来说，我们下午4点半左右放学，从学校急急忙忙回家，5点多到家。吃过晚饭，又要急急忙忙往学校赶，每天都紧张得要命。有时，干脆放学后不回家，上完晚自习再回去，到家10点多，家里人早睡觉了，只有妈妈等着我。更严重的问题是，中午饭的玉米饼子，不耐饿，等到半夜10点再吃晚饭，都已饿得两眼冒金星了。如此，经过几年的折磨，我小小年纪就得了胃病。
高中报考通州潞河中学，结果被宣化一中录取了。宣化这个地方，在张家口的南边儿，那时叫坝上，是比较荒凉的地方，离我老家多里地。当时十五岁，第一次远离老家，在宣化读了三年高中。
宣化一中，不收学费，但书费、文具费、饭费，需要自己掏。为了供我上学，家里每月都要想方设法给我凑上五六块钱。对我家来说，可不是个小数目。在学校，我尽量节约。早晚两顿莜面稀粥。干粮，也多是莜面、玉米饼子，稍好些是小米粥。我吃的是最低标准。有时饿得撑不住，就买几分钱的胡萝卜充饥。高中三年，对我，对家，在经济上都是个煎熬！为了供我上学，家里只得把给老人作寿材的大树，砍伐卖掉。
我喜欢文学，尤其诗歌，很小就想当诗人。入宣化高中后，学校组织多种课外活动小组，《诗社》就是其中一个。当时并没有什么入社资格要求，只要写上个名字就行，但是活动较严，每周一次，要读指定的经典作品，进行诗歌创作。因为喜欢雪莱的诗，我还弄了个笔名“文莱”。后来才知道，文莱竟然是东南亚一个富有的小岛国的名字。
主持人：您年毕业于河北大学中文系，请谈谈您大学期间的生活学习情况，有什么难忘的记忆？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对您之后有何影响？
张占一：年，我考入了天津师范大学中文系，成为我村有史以来第一个大学生。
天津师大始建于年，是法国传教士私建的“天津工商大学”，后改名为“津沽大学”。年院系调整，更名为“天津师范学院”，58年改为“天津师范大学”，0年定名为“河北大学”。文革中，校址由天津迁到保定。
我为什么考这个学校呢？因为家庭比较困难，考其他学校要自费，考师范大学，学校不仅不要学费，还提供饭费，每个月还有两块钱书报费。所以从经济方面考虑，报考了天津师范大学。
年，正是大跃进的年份，我们学校也受其影响，学校改名（由学院变大学），招生人数猛增，不少学生是超龄调干生，当年天津师范大学中文系一年级就招了人之多。我们一年级分作甲、乙两个大班，每班有学生人。当时学校采取*队的编制，甲班为一连，乙班为二连。每连再分成两个排，每排再分四个班。年级设连、排、班长，连里还有指导员，由*员老师杜衡文负责。我被分在一连一排一班，连长刘春雨，排长孙德民，班长是张钰。
大学校舍有两部分：主校在马场道，就是津沽大学原址。数学系、法律系、物理系、化学系、外语系等在那里；分校先在八里台，后来搬到六里台。这里有中文系、历史系、体育系、生物系和哲学系。八里台分校只有几栋红砖楼，操场上还有很多沙堆、碎砖头，野草遍地，设备条件不好，但是，一日三餐我很满意。中午四菜一汤，有米，有面，还有肉、菜，量也充足，对我来说，真是“天天过年”！
我班年纪最大的钢铁工人刘瑞堂大哥，常以自己亲身经历给我们介绍新中国如何来之不易，鼓励我们刻苦学习。但他因文化基础太差，很难听懂老师的课，甚至读不懂课文，尤其古汉语、古典文学。他学习非常吃力，我们都主动帮助他，他自己也起早贪黑，拼命学习。不久，因学习和精神压力过大，头疼，失眠。最后导致身体健康不佳，只得依依不舍地退了学。纺织工人赵大姐，也因学习跟不上，只好退学。听说其他班也有类似情况。因学习吃力或其他原因退学，全连名学生，最后只剩下人。
实际上，学文科和学理工科不太一样，文科需要开开眼界。我从小学开始，在一个村儿，后来到一个镇，然后到天津市。当时，天津是河北的省会，对我来说，是一个长知识、开阔眼界的好机会。我们班比较大，大有大的好处，接触的人就多了，每个人的情况又很不一样，那个时候有很多调干生，他们的经历，对我们十几岁的小孩子来说，非常有好处。
天津师大，也有很多名师。裴学海先生，河北滦县人，王力先生的同窗，其著作《虚词释义》是研究古文者必备之书，在古文研究方面其影响力很大。顾随先生本人早在北大任过教，古诗词方面的造诣在全国屈指可数，学识渊博，口才灵利，少有人可与之比肩。闻一多先生的弟子*琦，古文字及书法篆刻的研究成绩卓著。诗人、教授雷石瑜享誉东瀛。张弓先生在汉语词汇方面的研究也早已成绩斐然。可以说，河北大学中文系师资实力在全国高校，也属上流。这些先生经过57年反右的折磨和洗礼之后，虽然*治上提心吊胆，如履薄冰，但治学仍然严谨，对待教学倾其心血，毫无保留。刚迈进大学门槛的我们，有这么多的良师，机会难得，如饥似渴地吸取着知识，虽然劳动、运动频频不断，可念书的劲头，并没减弱。
58年，强调工农结合，劳动时间很长，大学四年算下来，劳动时间也有天左右。我认为，当时参加一些劳动，甚至到工厂，到农村，对我们来说还是有一定意义的。我们那个时候，拿笔杆，写日记，写报道，写剧本，甚至写论文，都是一种锤炼。不过从系统上学习，就差了。因为课堂教学，都是系统的，这是实践中没有的。1年，“高教60条”出台以后，学校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教学上，要把耽误的课程补上。为了提高学习效果，同学间也互相帮助。这样呢，我大学后两年学习又非常紧张了。
总之，大学对我来说，开阔了眼界，增长了专业知识，对于人生的理解也有很大的帮助和启发。
出国师资
主持人：1-4届汉语出国储备师资在我国对外汉语教学工作史上影响深远。您年大学毕业即被选为汉语出国储备师资，并进入北京外国语学院进修3年英语。请谈谈您是如何被选为汉语出国储备师资的？之后您在北外进修英语的具体情况如何？
张占一：天津师范大学，毕业以后多数要到中学当教师。至于在什么地方，毕业时先填志愿，有人愿意去北京，有人愿意留天津，有人写服从分配，或者啥也不写。当时国家号召去边远地区，我们也有心理准备。
年7月底，从河北大学（当时已经改名）毕业后，大家都在为毕业分配焦虑地等待，我们连的刘春雨、李顺兴和我，被从高等教育部来的吴塘同志选为“出国汉语师资”，并要求我们在8月初到北京外国语学院（现为北京外国语大学）报到，以便在9月1日学习外语，三年后被派到国外教授汉语。我真没想到啊。因为在大学期间，我是一个很普通的学生，没有所谓惊人的成绩，却被选为出国师资，真有点天上掉馅饼的感觉。
年8月日，我从天津赶到在北京西郊苏州街的北京外国语学院。报到后，首先选语种。当时北京外国语学院可选的有西班牙语、法语和英语。另外还有阿拉伯语，在北京大学代培。我当时报的是西班牙语。因为古巴卡斯特罗非常出名，反美英雄，大家都向往去古巴看看。另外，听说西班牙语容易学，书面和口头一致，会发音就会写。当时几乎每个刚来的出国师资都把西班牙语当第一个志愿来选择，我也不例外。不过，没能如愿，我和春雨、顺兴都被指定学习英语。
第一学期，6级的十几个英语培训生分别插进一年级本科生的几个班里。我和施宝义被分到董怀芝老师为班主任的班里，我还被任命为班长。这个班没有副班长，但有学生团支部书记，由本科生赵颖楠担任。
我所在班的同学，多是学过六年（初中和高中）英语的、十七八岁的北京外语学院附中的学生。而我和施宝义，连英语的6个字母都不认识，“国际音标”也是第一次听说，在班上只得“坐飞机”，迷迷糊糊的一点儿都听不懂。一考试，小同学都得四分或五分（当时是学习苏联，采取五分制），而我俩，却得“小鸭子”（不及格，分）。董怀芝老师为了保证教学质量，让赵颖楠给施宝义辅导，而她自己负责帮助我。
出国师资插到本科生班里，学习上，压力非常大，而且还影响本科生的教学进度。实际情况反映到高教部后，决定把出国师资，单独组成一个班，因材施教，放慢教学进度。该班有：马勇、刘春雨、施宝义、李顺兴、张孝忠、王希增、张德鑫、吕炳洪、区启超、**澄、张龙虎、李振杰、任福昌、史孝贵、谢文虎和我，共16人。谢文虎属于纺织工业部的代培生。*支部书记李振杰、副书记刘春雨、班长马勇、副班长是我。当时的老师是袁鹤年和杨光慈。
6级的出国师资单独组成一个班后，除少数人学过英语外，多数人都在同一个起跑线上，水平差不多。老师教起来，学生学起来，都觉得顺多了，学习积极性也高起来了。有关部门为了让我们尽快掌握好英语，把一般大学生必修的*治课、体育课都免掉，只学英语。我们的主要教材就是许国璋先生主编的本科生的英语课本。
我们按老师要求，做好预习，上课前，把新词都基本掌握，保证听懂老师讲课。上课时，先听写讲过的单词、短语或句子。然后每个人背诵上一课讲过的课文（其中一段或几段）。这就是所谓的dictation（听写）和recitation(背诵)。背诵时，要求内容准确，声调“洋腔”。为了发音正确，除了课上听老师讲和笨重的“”磁带录音外，没有别的摹仿教具，课下就只能凭记忆来重复摹仿。不过，老师有个“土办法”，让我们注意发音口形，每个人买个小镜子，发音时照口形。比如，发“the”时，舌尖要在上下齿之间。发“s”时，舌尖不要在上下齿之间，如此等等。我们就照着镜子，不厌其烦地重复练习。
不论春夏秋冬，我们每天都进行“早读”，周日也是如此。晚上10点就寝，常常要开“夜车”，忙到深夜。就这样拼命学习，“语音关”仍然有人过不去，第二年，我们16个人里就有4个人不及格，而被调作其他工作。我确实花了很大力气，过了这一关。
3
北大援越
主持人：在北外进修英语结束后，您于5至9年借调到北京大学，教越南留学生汉语，当时的具体背景是什么？在北大期间，您主要承担了哪些教学工作？
张占一：5年夏天，我们班1个人圆满完成了3年的英语学习任务。没等我们走出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大门，直接管理我们的北京语言学院人事处负责人鹿琮世，找我们谈话，把我们进行了分配：李振杰、刘春雨、马勇、吕炳烘、张德鑫、张孝忠在本部工作；李顺兴、区启超、**澄去中国人民大学教外国留学生；王希增和我，还有西语的潘广武、法语的何子铨和老教师胡炳忠、刚从北师大毕业分配来的李家斌，都被借调到北京大学“援越”，教越南留学生汉语。
当时，越南正在战争，越南派三千留学生到中国学习，打算培养成将来接管南越的后备干部，我们负责教他们汉语。
北大留学生办公室，由副校长*一然主抓，麻子英是直接负责人，赵茂勋是副的。柯高、张曼华、张祖旺等负责办公室日常工作。为了完成“援越”的教授汉语任务，特别成立了“越南留学生教研组”，汪景寿和杨玉秀是教研组的主要负责人。具体承担教学任务的汉语老师，有北大中文系调来的年轻教师和刚毕业的学生（侯忠义、陈熙中、王桂贤、胡敬署、康祥生、毕全忠、张起旺、赵存生、陈德礼、付民、高艾*、徐玲等）、俄语系的教师（胡守信、张玉鸿、陈如、邱佩玲等）、北师大中文系毕业学生（张贞祥、张贤遵、戴桂芙）和临时借调来的我们六个人。
我被分到8楼靠北侧的宿舍后，急急忙忙进行了业务准备工作，其中包括学习日常生活和课堂教学所用的越南语。两周之后，我和王桂贤搭班，负责一个班教学任务，他教“精读课”，我教“练习课”，教材是北大邓懿主编的《汉语读本》。授课在“俄文楼”，一班0人。上午4节课，下午节课。晚上进行辅导，备课。一般情况下，11点以前睡不了觉。当时工资46元，除了给家里寄外，我只剩0多元生活费，手头很紧。上练习课，每个项目的时间都必须控制好，没有计时器具，很容易耽误事。为了保证教学，必须买个计时的东西，买不起手表，我就买了个小闹钟。平时放在身边，上课就放在讲桌上。
我们个个干劲十足，心里也非常高兴。这批学生年纪比我们大，在越南*队或地方工作多年，经受过锻炼和考验。来北大后，生活俭朴，学习刻苦，成绩都很不错，甚至让人吃惊。学习半年多，多数同学就能比较流利地用汉语表达日常生活。用一年时间掌握基础汉语，他们都很有信心。作为教师，我们也很受感动和鼓舞。
6年5月5日，以聂元梓为首的哲学系五位教师，在北大大礼堂东门前，贴出了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张大字报”。很快，大字报铺天盖地贴满校园的各个角落，文革开始了，不满一年的越南班的汉语教学工作中断了。学生回了越南，我们也被卷进了文化大革命。
4
茶淀干校
主持人：9至年，您在北京语言学院茶淀干校劳动，请您谈谈当时的具体情况。
张占一：9年，中苏关系很紧张，“一号通令”下达，北京的重点高校纷纷南迁。北京大学南下江西鄱阳湖地区。我们几个外借的“援越”老师，自然要回原单位北京语言学院。我、潘广武、何子铨、胡炳忠和王希增回到语言学院。李家斌留下，跟着北大员工，南下鄱阳湖。
大概是10月份，我回到语言学院后，马上跟全体教职工一起去北京郊区芦村劳动。没过多久，又都去了位于天津东北的茶淀农场。茶淀，原是离渤海不远的低洼盐碱荒原，曾是有名的关押犯人的劳改农场。一号通令发布后，犯人迁走，北京语言学院把这里选作干校的校址。
这里有三排破烂不堪的平房，里面有土坯炕。土炕上，只盖一张破苇席。10月天冷，我们的棉褥子隔不了土炕阴冷的寒气，夜里睡觉，被子和棉衣都盖上，也没有一点暖和气。有时冻得我们久久不能入睡。
语言学院当时只有三百多人，虽然都在茶淀，并不都集中在一个地方。我们住地只是个“中心区”，“四连”的教职工住在这里。连长周国良，*委是个工宣队头头，胡守鑫是“被结合”的领导干部。我们排的头头是原如刚，共有三个班。我被分到二班，班长是杨石泉，支书是朱庆祥，成员有钟梫、杨孝柏、关惠文、许德楠、张亚*、金绍志、来思平、田士琪、刘秉和、程美珍等十几个人。
刚到干校，先修从车站到驻地的路。为加快速度，后来搞起“分段包干”。各班按人数多寡分配任务。为抢时间，中午不休息，午饭送到工地吃。班与班之间暗中较劲儿，生怕落后。很快，道路就修好了。紧接着，就是盖礼堂。从各班里抽人，组成“工程队”。在动工之前，进行“岗前培训”。负责培训的技术顾问是当地的泥瓦工“王师傅”，四十多岁，技术好，经验也丰富，还有一定的组织能力。我们先平整夯实地基，然后盖主体墙。为了保证质量，必须保证礼堂4个角的质量。王师傅自己负责东南的一个角，给其他人树个“标杆”。其余三个角的“大工”，由他直接挑选。刘永山负责东北角，我负责西南角，孙金麟负责西北角。每个“大工”配备两个“小工”作帮手，负责供砖，送泥。
我来自农村，身强力壮，体力劳动对我来说，不是负担。尤其我们二班，在劳动之余，杨孝柏拉二胡儿，张亚*、金绍志，还有外班的戏迷们，经常一起唱“样板戏”，乐呵一下。对一些年长体弱者或拉家带口的，尤其长期生活在城市里的人来说，这里的生活环境和体力劳动的强度，确实很难熬。
年7月的一天，我正在工地盖礼堂，通知我“有任务，回北京”。回到茶淀本部，负责组织工作的张孝忠同学告诉我：“跟李顺兴一起去巴基斯坦教汉语。”
我喜出望外，但有一件事有点难办。出国费用虽然国家给，但买零用东西的钱得自己出。当时我没有一点儿存款，当月56元的工资早花光了。我认识的人都在干校，回北京找谁借钱呢？我忐忑不安地跟钟梫说了我的忧虑。听后，他毫不犹豫地拿出80元人民币，说：“我有钱，你先用。等你有了，再慢慢还我。”我感激地接过钱，离开了茶淀。半年多的茶淀干校生活，就这样结束了。
5
赴巴任教
主持人：至年，您公派赴巴基斯坦伊斯兰堡大学教汉语。请您谈谈赴巴工作的背景以及在当地开展汉语教学的具体情况。
张占一：从茶淀回北京，告诉怀孕的爱人，我要去巴基斯坦教汉语。她非常高兴，这是国家对我的信任。特别是，跟好友李顺兴一起去，能互相照应，她更放心了。她全力支持我，表示一定会照顾好两岁的儿子和将要出生的孩子。两家的老人和弟妹，也会尽力照顾好。
出国前，办护照、卫生检疫*皮书，还要去北京洪都外交人员服务部，定做衣服。给我的置装费是元人民币。我买了一件呢子大衣（84元），两套深蓝色毛的确良中山装，两件白色的衬衫和一个牛皮衣箱。很兴奋，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享受高档货啊！
除了做物质准备之外，我每天还得骑着3元买来的二手自行车，从石油研究院去苏州街的北京语言学院，跟编教组一起，赶写在巴基斯坦用的汉语教材。每天早出晚归，一直忙到出国的前一天。
出国那天，学校出的车。系副主任田希送我和顺兴上飞机，怀孕的爱人和不到两岁的儿子也同车去机场送我。
我们乘坐的飞机先到达卡市，在领事馆住一宿。达卡是一个古老城市，处处可见墨绿色的大树，遮天蔽日，街景显得发暗，树上乌鸦无数，“咶咶……”的叫声大得瘆人，给我一种“古老荒远”的感觉。此印象至今仍留在我的脑海里。
从达卡出发，飞抵达拉瓦尔品第，我俩先临时住在中国驻巴使馆的文化处，然后赶往伊斯兰堡大学国家现代语言学院。
我在任4年，校址变了3次。第一个校址在拉瓦尔品第，一看就给人一种“临时”的感觉。它原是一处富有的民宅，十几间平房改做教室。我和顺兴住在一个二层的小楼上，里面有卧室、卫生间、厨房。当时还给我们配一个巴基斯坦的厨师，大胡子，40多岁，主食只会做手抓饭、佳巴迪和馕。同时，他也负责卫生和治安。
国家现代语言学院当时的院长，该院创建者，叫布芮盖迪。纳希尔是个在职的少将，负责巴*队的教育工作。这个学院，只教两个语种：汉语和波斯语。学生走读。教波斯语的伊朗教员拉家带口另住他处。校园里，只有我俩和厨师。
学习的学生也不多，学波斯语的大概两个班，人多些。学汉语的只有一个班，十几个人，都是*官。真正上过前线的人不多，用学生自己的话来说，他们多是“钢笔兵”（*中文职人员）。从*中选拔的学生，文化素养很高，英语都非常好，年龄也比我们大些，学习都非常自觉，接受能力也较强。我和顺兴都觉得教起来比较顺，相处得也很和谐。
年1月日，与巴基斯坦伊斯兰堡大学学生合影（后排左起：张孝忠、张占一、李更新、项家贤、邱衍庆；前排左起：古莱希、翟地、阿里、阿扎姆）年1月日，与伊斯兰堡大学中文系第一届毕业生合影摄于巴基斯坦伊斯兰堡大学国家现代语言学院
张孝忠（前排左三）、张占一（前排左五）
李更新（前排左八）、邱衍庆（前排左十一）
主持人：您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大学工作期间，遇到了哪些难题？又是如何解决的？张占一：我们遇到的第一个难题是教材。出国前，北京语言学院临时编教组，为巴基斯坦汉语教学，准备了一年用的教材。没料到，我们的学生都是大学毕业的“钢笔兵”，文化素养高，吸收能力强，再加上学习真玩命，准备使用一年的教材，半年多就学完了，而且学生掌握得很好。怎么办？跟国内要，可以，但国内没现成的合适的教材，需要编写、*审、校对、印刷、寄运。我们很快就要用，等不及了！我们特别担心的是，国内教材太“突出*治”，怕这里不太适用。所以，李顺兴和我商量，决定自己动手，内容尽量“就地取材”，介绍巴基斯坦的地貌风情和英雄人物，尤其是战斗英雄。使馆有关领导听了我们汇报以后，不仅给予充分肯定，而且给予物力支持。我们先把0多篇课文翻译成英文，让学生看，征求他们意见。学生反映很好，对我们尊重他们意见的做法，很感动。我和李顺兴，在坚持正常上课的情况下，利用‘开夜车’的办法，把课文写好。然后，利用不到30天的暑假，进行挑生词、加拼音、写注释、翻译、出练习题、复习题等。工作量之大可以想象。教材编好以后，当地无处印刷，我俩就自己刻写在蜡纸上，再用使馆的油印机印出来，装订成册。那时，正是盛夏，常温在摄氏30度以上，办公室又没有空调，搞得我俩总是汗流浃背。在暑假结束的前两天，我们才如释重负，完成了有生以来第一次如此的编教任务。可以说，在巴基斯坦，工作非常繁重，可是我们特别高兴。我们把汉语的语音、语法、词汇从头到尾捋了一遍。从教学角度由易到难编排，生词复现等问题，对我们以后教学都有很实际的帮助。现在回忆起来，在我们整个教学过程当中，这是一个很好的起点。遇到的第二个难题是英语。教汉语，外语不行，可能会‘又聋又哑’。教学、社交都会受到负面影响。我们在学校学习的英语，在实际应用中，还有着很大的区别。年，我刚到巴基斯坦，有个学生指着手表，问我：“Howdoyousay‘dam’inChinese?”“dam”是“堤坝”，为了确认，他写出英文“time”。原来他的发音不分“吐气”(time-时间)和“不吐气”（dam-堤坝）音。后来发现，不是他一人如此，很多巴基斯坦人，都如此。发B（不吐气）、P（吐气）时，也如此。所以，听起来十分别扭，词义相混。可是，这是客观事实，必须面对。如何适应，就只有多接触他们，才可能解决我的“听力”问题。我找住校的学生哈金姆作“语伴”，每天晚饭后，一起散步至少一个小时，他说汉语，我说英语。我们坚持了一年多，他的汉语大大提高，成了班上的尖子之一，我的英文，尤其听力，也有很大进步。主持人：在巴基斯坦工作期间，您有过哪些危险的经历？期间还发生过哪些难忘的趣事？张占一：在巴基斯坦，本来应该教两年，当时决定让我再干一届，所以我在巴基斯坦执教了4年，直到年3月8日，我结束了在巴基斯坦的四年教学任务，才回到了北京语言学院。在巴任教4年遇到次战争，一次是东、西巴之间的战争，一次是印巴战争。印巴战争时，我们的宿舍，挨着飞机场，实行灯火管制。晚上没电，只能点蜡烛备课、给学生批改作业，还要把窗户用大布捂严，不能漏光。正值夏天，又堵上窗户，热死人呐。时有印度的飞机来轰炸，有一次炸弹落在宿舍附近，把玻璃震碎，掉下来的碎玻璃把一位老师的手扎破，鲜血直流。还有一次，我和使馆武官孙丕荣同车前往使馆。在路上，我们的汽车，成了印度飞机的空袭目标，雨点似的子弹，在我们车后落下，扬起串串*土尘烟，好不危险。有趣的事，这里也有。教汉语的时候，经常要讲到中国的风土人情，节气饮食。我们的学生，听说中国新年要吃饺子，就让我们教他们做饺子，我们答应了。我们准备了白面、菜和佐料，但是没有香油。学生知道后，不知从何处弄来了“香油”，我们一闻，挺香，就放在馅里。拌好后，教学生如何擀饺子皮，如何把馅儿包进去，又如何把饺子放在沸腾的开水里煮，还教他们如何判断饺子是否煮熟了。大家高高兴兴，七手八脚地把饺子包好，煮好，盛到盘子里，吃了起来。事后，听使馆厨师说巴基斯坦不产芝麻，没有地道的香油，吃香油要从香港购买。我们找到学生买来“香油”的瓶子，仔细看了瓶上贴的标签，才发现他们买的原来是女人打扮时用的“香油”！后来，使馆的朋友，时常拿这事调侃我们。主持人：您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大学工作了四年，这期间，国内的家人承担了哪些生活的压力和困难？又是如何克服的？有哪些是您最难忘的？张占一：年我回家探亲，见到了从未见过面的、已经两岁的女儿及四岁的儿子。两年不见，爱人把两个孩子照管得都挺好，可我爱人两年来有不少难处。她报喜不报忧，怕我不放心，并没有写信告诉我。年7月，我走后，她一个人挺着大肚子，要照顾不满岁的儿子，还得上班，实在撑不住，叫我岳母来京。当时最大的困难是口粮。我出国，口粮被取消了。儿子去托儿所，口粮不在家里。她母亲来京伺候“月子”，两个人吃一个人的口粮，可我爱人口粮每月只有8斤。粮食，跟钱不一样，没法跟别人借，到黑市上高价去买吧，根本花不起钱。我女儿红宇，是年8月9日早晨8点40分在“北医三院”出生的。医院住了两天。第三天，我爱人和女儿出院。单位的*宣队负责人老车同志到我家去看望，见厨房锅里冒出热气，就好奇地对我岳母说：“我看看，你给女儿做了什么好吃的？”老车同志掀开锅，看见的是几个菜窝头，大吃一惊：“这就是给刚出院人的女儿做的营养品啊？！”他马上就从内衣口袋里掏出7斤全国粮票，放在桌子上，说：“你们用吧，给巧仙买几斤白面吃！”。老车暖人的关心、慷慨的举动，深深地感动了我的爱人和岳母。粮食不够，怎么办？只得多吃菜。好在那年冬天，京郊大白菜丰收，冬储大白菜，可以随便买。我爱人和岳母俩人一个冬天吃了近斤。可以想像，正在“坐月子”的人，是怎样“保养”自己的。关于七斤粮票和千斤冬储大白菜，这一切，在我爱人给我的信里，只字未提。毫不夸张地说，国内家属对我的支持和付出是十分巨大的。6
赴英任教
主持人：6至8年夏，您被公派赴英国中伦敦百科大学教汉语，当时您是在什么背景下赴外工作的？张占一：6年7月8日，“唐山大地震”发生了，北京也受到了波及。我们住在石油研究院7号楼室，天将破晓，我们还在睡梦中，大楼突然晃动起来。睁眼一看，电灯摇摆，墙壁裂缝，我和爱人急忙穿上衣服，抱起睡得迷迷糊糊的孩子，就往楼下跑。到了楼下，操场已经站满了人。很快，石油研究院各单位组成临时指挥小组，查看受灾情况，安排临时住处。我们就被安排在楼前门卫西边的平房里。地上铺上干草，草上再铺上芦席，把行李放在上面，人们就挤在那里临时住下。震情稍平稳时，有些胆大的人就搬回了家里，多数人不敢轻举妄动。我们的屋子已有裂缝，就一直住在平房里，只是做饭时，才回去一下。为了安全起见，家家想方设法在楼外道路两旁搭地震棚，我们也是如此。我们的地震棚搭在了楼下篮球场上。就是在地震余波未平的时刻，北京语言学院通知我：8月中旬去英国教汉语。从个人角度考虑，去英语的“原生地”，当然是求之不得的事，但是，看着住在地震棚里的孩子和爱人，我远去他国，能放心吗？我非常犹豫，几日心神不安。爱人了解我的忧虑后，宽慰我说：“去吧，国家需要，机会难得。孩子我会照顾好的，实在不成，我就让老家来人帮帮。”最终，在爱人的支持下，我接受了任务，着手进行准备。因时间太紧，我就要求推迟到9月再去，上级同意了。我于6年9月4日，乘飞机离开北京，前往伦敦。因为房子裂缝，我爱人一直住在石油研究院的防震棚内，直到语言学院春节慰问，发现操场上就我们一家住在那里，学校才决定，在学一楼，给我们申请了一间房。主持人：请介绍一下您在英国中伦敦百科大学从事汉语教学的情况。张占一：去英国，教两年汉语，我应该是第一个，是中英友协副主席班以安先生请的。我被安排在伦敦西南区的使馆招待所梅德韦尔4号（Madawell4）。中伦敦百科大学（现西敏士大学）有校园多处，中文系在红狮子广场的法学院大楼里。我每天乘地铁上班，偶尔也坐双层公共汽车。8年1月9日，张占一老师在中国驻英国使馆招待所前
中伦敦百科大学中文系主任，是中英友好协会副主席班以安先生。抗日战争期间，他曾在四川重庆英国使馆里做过秘书。他夫人廖洪英女士就是四川人。班以安先生对中国很友好。
我9月6日到伦敦，8号就让我上课了。当时正式教师有班以安、吉庭斯、史艾丽，都是英国人。班以安已经退休，只上几节夜班课。系里工作由代理系主任吉庭斯负责，他是英国《卫报》的“中国专栏”作家，比我年长一两岁，汉语口语差些，用英语教中国概况。史密斯7岁，曾在台湾学习，口语很不错，教“初级汉语”课。业余老师有四五个，多数是在英华人，主要教夜班。
当时学生只有一、二年级的正规班和水平不一的业余班两种。正规班，除了非汉语为母语的学生外，还有从香港、马来西亚来的华人。业余班学生的成分就更复杂了，学生汉语水平不一，年龄也差异不小，做到因材施教十分不易。
开始时，我每周教15个小时。课型有：一、二年级口语、夜班口语、夜班基础汉语、二年级作文课、文学课、翻译课等。除基础汉语课，其他教材都要根据学生水平自己编写，自己用蜡纸刻印。尤其文学课，学生水平低，生词太多，需要在课前把生词挑出，翻译成英文，还要给拼音，还要自己刻印。比如讲鲁迅的《祝福》，几乎处处是生词，实在难啃。课上学生不懂，有时还要课下辅导。
课时安排也非常分散，几乎每天早8：30点从住处出发，晚上8点多钟下课，再坐地铁回来，往返路上要花一个半小时左右，我连正常吃饭的机会都很少，“开夜车”备课，是家常便饭。好在那时才37岁，年富力强，还是坚持了下来。
张占一老师赴英任中伦敦百科大学中文教师
6年10月摄于马克思墓前
主持人：在英国中伦敦百科大学任教期间，您遇到的困难是什么？是如何解决的？张占一：第一个难题是语言关。我已经适应巴基斯坦的英文，到了英国又是另一回事儿。后来我要教翻译课，英文不提高不行。正好，大学里有英文夜班课，学校的教职工免费。尽管，我一周要教0来节汉语课，我还是坚持上了两年的英语夜班课。最后考试时，我英语达到了，可以直接进入当地大学的水平。随着英语水平的提高，我的教学和社交活动，也有了非常大的起色。正是因为我有了学外语的“痛苦”体验，对待学习汉语迟钝的学生，能够理解，也更有耐心。对教学效果、师生关系，都产生了积极影响。第二个难题是*策关。我出国时，正是特殊时期，有领导提醒我，阶级斗争这根弦，你可要绷紧。所以我刚到英国的时候缩手缩脚，不敢接触陌生人，下课就走。使馆的文化参赞胡定一，找我谈话：“张老师，你不是英国聘请的工宣队员。你要好好搞业务，别的不用掺和。对中国不友好的，也要通过你一言一行来转变他，转变要有一个过程。你别不接触，越不接触就越不了解。你不了解他，他不了解你，将来的工作也没法开展了。”正是因为胡参赞的谈话，我才放开手脚，尽量多接触各方面的人，相处得都非常好。过两年要走的时候，学校和学生还向咱们使馆提出挽留我，请我再干一届。主持人：在英国中伦敦百科大学任教期间，在您的建议下，开启了该校学生与国内英语教师的“对等交换”项目，请您谈谈具体情况。张占一：四人帮倒台之后，国内派留学生的工作启动了。我通过使馆，让我所教的学生跟国内的英语教师进行“对等交换”。到中国来的英国学生的学费、宿费由中方负责，从中国去英国的英语教师的学费、宿费由英方负责。这种“对等”，对于当时外汇奇缺的中方来说，尤为“合算”。使馆认为此建议很好。7年夏，国内去了5名英语教师，在中伦敦百科大学英语系进修，该校的5名学汉语的学生，到北京语言学院学汉语。第一批的5名学生，我至今还记得，他们的名字是：艾理思、刘冰琛、阮照、黎蔚如、欧泽洛。交换进行得很好，双方都很满意，持续了几年。7
赴美进修
主持人：年10月至年8月，您在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东亚语文系完成了硕士研究生学习。请谈谈您这次进修的具体情况,以及美国语言学家黎天睦先生对您的关心与指导。张占一：年10月8日至年8月3日，我在俄亥俄州立大学东语系进修学习。我去的时候，已经4岁了，是那里的研究生中年龄最大的一个。我当时遇到最大的困难，是语言问题。课堂上老师的美式发音，我听不懂，课下，还得用英语完成作业，每周还有考试，压力实在大。黎天睦老师和主管研究生的劳延煊了解到这个情况后，从易到难，帮我选课，还让美国学生跟我互帮互学。期间，我的点滴进步，都得到黎先生及时的肯定和鼓励。为了培养我独立思考和编研能力，黎先生设法给我提供机会，让我参加俄亥俄州中学《汉语个别化教学教材》的编写工作，让我研究如何处理语法与功能，语言与文化，知识与技能的相互关系，更有效地培养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在参与过程中，使我在教学理论、实际操作上收获颇多。有一次，黎先生把多页的《MandarinChinese-AFunctionalReferenceGrammar》（汉语功能语法）复印稿交给我，让我写书评。这是中国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先生的两个博士生LiThomson合写的博士论文。初生牛犊不怕虎，看完后，我斗胆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立论新颖，结论妥当”，不失为优秀著作，同时也指出十多处“例句不妥，结论片面”，并各给3个范例。这个书评，得到黎先生的好评，推荐给《美国中国语文教师学会会刊》发表。无疑，通过这样的机会，我了解了用英语写的汉语语法，学习了英语，也增强了我写好自己论文的信心。一年半后，学分修够，要写硕士论文。刚开始我想写“把字句”，黎先生告诉我，那是“博士论文”的题目，时间来不及。他跟北语吕必松校长联系后，让我把“个性化教学”作为题目，介绍到中国。我搜集资料，研究了最早采用个性化教学的德语教材的一些资料，以我参加编写的“汉语个别教学”教材为重点，写出硕士论文提纲。在此提纲中，我提出“交际文化和知识文化”的新概念，黎先生对此给与肯定和支持，并提出很多宝贵建议，还给我提供了试讲的机会，让同学们提出更多可供参考的思路，使我能顺利地写出10多页的论文草稿。对我的草稿，黎先生逐字逐句地进行推敲，修改或润色。年7月8日，黎先生写了如下评语：“（以下为翻译）总体而言，我认为作为硕士论文，你已经做了足够的工作。有些章节写得相当好。如果有时间彻底加工的话，那将是一篇非常好的文章。现在时间不够了，但希望你在中国发表前，多多加工。你的观点、文章组织、表述方式都很好。我认为你的文章值得发表面世。如果你愿意的话，今秋我愿进一步帮你加工。”很快，我进行了答辩。评审委员会通过了我的论文。我的论文于年又正式发表在《语言教学与研究》上，文中提出的‘交际文化’概念，引起了中国对外汉语教学界的广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