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发展中相遇，相互理解，相互成就
——《心理新青年》对话著名心理学家苏彦捷教授
主编｜胡晓檬
采访｜胡晓檬崔知涵王芳
排版｜胡晓檬
审校
苏彦捷
1.嘉宾简介
苏彦捷，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美国心理科学学会（APS）会士。现任教育部高等学校心理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秘书长，中国心理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社会心理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少年儿童基金会“青春期教育”项目专家组组长。主要研究心理能力的演化和发展。曾获第十二届北京市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以及北京市优秀青年教师、宝钢教育基金会优秀教师称号、北京大学和北京市教学成果一等奖奖以及北京大学我爱我师——最受学生爱戴的十佳教师、中国心理学会学科建设成就奖、北京大学教学卓越奖。
2.采访正文
《心理新青年》：苏老师好！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受我们的专访！首先能否请您大致回顾一下您的个人经历，您当年是怎样走上了心理学的探索道路？
苏彦捷：我本科的第一志愿选择心理学。当时算是比较难得的，因为心理学在80年代是一个很多人都不知道、感觉特别生疏的学科。当时北京八中的学长潘开玉曾是我高中班主任的学生，他回学校讲他读北大81级心理系。以前和我一起住北京石景山的一个朋友在北师大上心理学。于是我就知道有心理学专业，而且不同的学校都有。年5月，我们北京八中的学生可以到各个高校参加类似现在的校园开放日，虽然当时这种开放活动并不多。我和一些同学来到北大，我去了三个系，分别是心理系、地理系的经济地理专业和力学系（陪同学去的）。当时只去了北大，没去其他高校。之后，第一志愿就报了北大心理学，第二志愿报了北大经济地理，接下来的志愿报了浙大精密仪器，还报了北师大心理学。后来就上了北大的心理学，因为当时经济地理的录取分数比心理学高。心理学这个专业的学生很多是被调剂的，大家知道彭凯平老师也是被调剂到心理学的。那个时候去北大上心理学真的是挺稀奇的，而我是第一志愿就被拦在了心理系。
从那开始，我就一直在学习心理学，一路都比较畅顺。我总说我是“一考定终身”，因为只参加了一次高考就走上了毕生学习心理学之路。那个时候心理系一个年级就是一个班，只有20个同学。我上研究生没有参加考试，直接推荐，当时推荐的名额非常少，我们年级只有2名。选专业的时候，其实也纠结过要学什么。那个时候没选发展，选的是生物心理学。因为当时上本科生的课时，很多老师的课我都很喜欢，很多老师因为我学习不错所以都蛮喜欢我。但是我知道有些专业可能不是特别适合我，比如临床。医院实习一个星期，我发现我比较容易共情、比较容易相信别人说的话，有时候没法区分开临床中主体和客体或者来访者和咨询者之间的关系。而我们当时学发展学的是儿童心理学，使用的教材是当时受苏联影响比较大的80年代的教材，觉得这个专业对我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我当时主要是选导师，觉得老师挺重要的。教生物心理学的邵郊先生和教比较心理学的邵夫人任仁眉老师都挺有趣的，于是我就报了这个方向。另外一个被推荐的同学想读邵老师的研究生，我就选择读任老师的研究生，反正都是一个实验室。两年硕士结束后需要考英文转博，因为那时候只有邵郊老师和陈仲庚老师可以带博士。而我那个研究生同学出国留学了，于是我就转成了邵老师的博士，也算是如愿以偿。邵老师是两个方向：比较心理学和生理心理学。我上的是比较方向，主要是做动物的研究。我觉得比较心理学和发展心理学的关系应该叫大发展。因为发展其实是包括个体发生（即如今的毕生发展的路径）和种系发生（即从动物到人的比较）。
我当时学比较方向，博士论文做的是两种猕猴的数认知，毕业后曾讲授神经解剖、比较心理学和生理心理学等课程。真正进行发展心理学研究和教发展心理学是缘起于九十年代后期，当时做发展心理学的许*援老师退休了，因为发展心理学属于主干基础课，就需要具有高级职称的人来授课。朱滢老师就建议我来教这门课。我觉得既然领了这个任务，就必须先了解一下。所以四处询问在美国留学的同学和学生上发展心理学用什么教材，他们给我推荐了一些教材，我就开始备课。在准备的过程中，我发现发展心理学和我以前学的不太一样。以前学到的发展心理学的发展阶段比较狭窄、内容也比较有限。现在发现如果把发展心理学放在一个大框架里，不会觉得跟我完全没关系，于是觉得挺有趣的，就从开始喜欢到越来越喜欢。也因为教这个课，很多人会跟着一起做研究。我就是这样步入发展心理学，或者说大发展的领域。
最开始本科学心理学的时候我是喜欢社会心理学和跨文化心理学，因为它们跟人连接特别紧密。为此我还选了社会学的双学位，80年代双学位还很少。我觉得它有助于我学习社会心理学。而当时上研究生没有选择社会心理学是基于一些想法和那个时候的整体背景：一个是因为社会心理学涉及很多比较敏感的社会现象，进行研究的时候可能不是那么容易。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的个性，我喜欢做实验，不大喜欢做问卷，学比较心理学可以不求人就随时做动物的实验。这可能比较符合我的个性特点。所以选择专业和方向是受很多因素的影响的。尽管我没有选择社会心理学做主攻方向，但所有的这些经历对我现在的工作也还都是有用的，因为后来做发展、比较心理学的选题大都是跟社会有关的，如社会行为、社会结构、亲社会行为等。虽然说是在大发展的领域中进行研究，但是现在我的研究主题都在我的兴趣范围。
我愿意把我对社会或者文化心理学的兴趣合并到我研究生学的比较心理学和后来转向的发展心理学（种系发生和个体发生）的整个框架中。这是一个大的坐标系，三维坐标，分为个体发生即毕生发展、种系发生（从动物和人类的演化）、社会环境和生态地理环境（也就是文化和生态的维度）。这三个维度最核心的是比较的框架。要看一个人，需要在一个框架中理解个体。在一个发展的框架、演化的框架、社会文化环境的框架中，这其实是一体的。虽然我涉猎的研究主题比较广泛，但我自己有一个核心，我会在一个比较的框架里理解我自己所做的事情，包括教学、科研、对学生的培养等。
我从83年进北大，于年拿到博士学位，九年时间从本科、硕士到博士一直都是在北大，从来没离开过。有时候我也有点后悔，因为我只有一条线、一条根，不像很多老师在很多地方都会有老同学和老师。记得读研究生的时候，与好朋友约好要出国留学，最后因为一些原因没有出去，我叫自己“本土土鳖”。有时候我会觉得时间过得蛮快的，一直在学校里也不觉得自己有多老。但是从你们的角度看，我们真的好像是已经做了一辈子心理学的那种感觉。这就是我的一些历程。
《心理新青年》：北大的学术环境和学术氛围对您的学术、人生、教学或培养学生等方面的深远影响体现在哪些地方呢？
苏彦捷：最明显的影响就是那些老师的纯粹，对事情纯粹的态度。我们上学的时候，北大心理系有很多特别厉害的老师。记得当时大概有十个教授，在全国各个领域都有我们北大老师的声音或影响，比如实验心理学的陈舒永老师、儿童发展心理学的许*援老师和孟昭兰老师、生理心理学的邵郊先生、临床心理学的陈仲庚先生、认知心理学的王甦先生、社会心理学的沈德灿老师等。我上过每一位老先生的课，他们对授课内容的沉浸和带来的对心理学事业的追求和探索，给我的影响都是潜移默化的、非常深刻的。
如果要问我有什么影响最深，其实真的很多。举例来说，王甦先生当时教我们认知心理学，大概是年左右他教我们认知心理学。王甦先生讲课跟我们现在用PPT讲课不一样，他是一张纸就给我们讲两节课，记忆力极强，什么东西都在他脑子里，讲很多实验。这让我印象特别深，因为这太厉害了。他讲课很有激情，声音很洪亮。
邵郊老师、王甦老师、沈德灿老师都抽烟。当时邵老师抽一个大烟斗给我们讲生理心理学，给我们上硕士专题课的时候就更有趣了。那时候上专题课的学生特别少，现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王辉比我大一级，但是我们都是一起上专题课，就在动物房实验室的一个屋子里。几个人坐那儿听邵老师聊天，邵老师会讲一些实验，也会讲西南联大、三年自然灾害和他被打成右派等之类的经历等等。在北大的环境中，老师们丰富的资源对我们的滋养特别重要。很多老师都会教新开创的课程。像孟昭兰老师教情绪心理学。每个专门的学科都是从外面带回来的新东西，所以当时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心理学是一个特别广阔的领域。这也使得我的兴趣变得特别宽泛丰富，对什么都感兴趣。可以肯定这是受到了老师们的影响和渗透。
北大的老师们包容性非常强。那时候对气功的研究争议很大，北大很多老师都挺感兴趣的，包括邵老师和生物系的陈守良老师等对特异功能、气功现象特别感兴趣。那个时候就交叉学科了，邵老师会跟各个研究方向的老师在一起去探讨很多问题。比如对待气功，他们不是说信还是不信，而是提假设。邵老师提出，如果真有气功的气，当有气进来的时候，人的质量应该是变轻的；气出去了以后，人的质量可能就会变重。他跟物理系的老师一起讨论，认为应该做个实验看看气功师在练气功的时候是不是会体重变轻。他跟气功师讨论问能不能做实验，气功师都不配合做实验。但是这个事儿特别有意思，而且他还真指导师姐做了一个动物实验。任何听起来像是挺不可思议的事情，在他们眼里都会当成一个科学问题去讨论，这对我的影响特别大。我其实也是那样的，我不会说一定不做哪些方面的研究。探讨一个事情，就把它当成一个科学问题去讨论，任何领域都是可以涉猎的，任何事情都是可以研究的。
《心理新青年》：您曾获得了中国心理学会颁发的学科建设奖，心理学界的老师和学生们认为您是很有建树和贡献的学者。您觉得自己最大的科学贡献是什么？
苏彦捷：其实我也想过这个问题，我不敢说自己有多大的科学贡献，但是我的一些想法和思路可能会对现在研究的老师和同学有点启发。我研究较多的是在心理理论（即心理理解能力），最开始的接触是在年许*援老师的一个学生硕士论文做心理理论和道德发展的研究，我觉得这个概念特别有趣。虽然我早些时候接触过这方面的研究，但是原来看文献时也没有在意，更没有把这些内容串起来。后来因为这个概念和我感兴趣的很多问题都有联系，就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