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处是田野，人人是对象
——马戎老师谈社会调查
马戎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王娟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
*本文首刊于《清华社会科学》第2卷第2辑（商务印书馆，年）。
受访者简介：马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回族，年生于沈阳，籍贯上海。
年北京景山学校毕业，赴内蒙古牧区插队落户。—年入内蒙古农牧学院农机系农机设计专业学习，—年任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镶*旗牧业机械厂技术员，—年任交通部公路规划设计院技术员。
—年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治经济学专业硕士生。年赴美国布朗大学社会学系学习，主修人口研究，年获硕士学位，年获博士学位。年3月回国，—年任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讲师，—年任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副所长，其间于—年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从事博士后研究。年晋升副教授，年晋升教授，年担任博士生导师。
—年任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年兼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现为北京大学博雅讲座教授。兼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国民族学人类学会副会长，—年任中国社会学会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会长。
著有《西藏的人口与社会》、《民族与社会发展》、《社会学的应用研究》、《民族社会学导论》、EthnicRelationsinChina、PopulationandSocietyinContemporaryTibet、《族群、民族与国家构建》、《中国民族史和中华共同文化》、《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发展与族际交往》、《中国民族关系的现状与前景》、《人口迁移与族群交往》、《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族群关系》、《历史演进中的中国民族话语》等著作多种；主编“21世纪中国民族问题丛书”及其他文集20余本；在《中国社会科学》《社会学研究》《民族研究》和ChinaQuarterly等中英文杂志发表论文余篇。
马戎教授
访谈者：王娟（以下简称“王”）
受访者：马戎（以下简称“马”）
访谈时间：年10月1日下午
社会调查与社会学学习
王：马老师，您是从年去美国布朗大学读博士才开始学习社会学的，那您最早从事社会调查是从做博士论文开始的吗？
马：在方法上比较符合学术规范的社会调查是我在读博士学位期间才开始做的，但我在这方面的认识和尝试要更早一点。
—年“文化大革命”初期，在北京和全国各地流传着许多由学生们油印的毛泽东的早期文章，是《毛泽东选集》（以下简称《毛选》）里没有收录的，其中有毛泽东年在《湘江评论》第2期发表的《民众的大联合》等文章，洋溢着“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青春激情，让我很受感染。年我读了李锐写的《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年。）当时我17岁，这本书里描述的毛泽东青年时代的精神状态和远大志向，对我影响很大，书里就提到了毛泽东早期做过的社会调查。
在“文革”中流传的还有毛泽东在江西苏区时的农村调查报告如《才溪乡调查》和《长冈乡调查》。后来毛泽东自己说过，虽然他生长在农村，但他对农村的了解是在开展了几个实地调查后才真正搞明白的。比如在长冈乡调查之后，他才理解了中国农村的富农问题。富农和地主有什么差别呢？地主是不劳而获，富农既存在剥削行为，但同时又是劳动者。所以，对待富农的*策不应当和对待地主的*策一样。毛泽东在长沙读书和后来在江西苏区的时候，先后做过大量调查，以了解农村的土地问题和阶级结构。我在插队之前就读过这些调查报告，其中有的是正式出版物，有的是油印材料。
我们那一代人的中学时期是在读《毛选》、学雷锋，参加老一代忆苦思甜和革命斗争报告会的浓厚氛围中度过的，今天的年轻人可能完全无法想象当年的社会环境。年我到内蒙古牧区插队后，虽然是在边远草原当牧民，但仍然认真读书和思考问题。
那几年我在放羊时读了苏联科学院历史所编的《近代史教程》、吴乘权的《纲鉴易知录》和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读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出版的繁体竖排版各两卷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选》《列宁文选》以及《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等书，这些书和放羊没有任何关系；在回北京探亲期间，通读了《马恩全集》和《列宁全集》，读了普列汉诺夫、卢森堡、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的著作，虽然只是浏览，仅留下浅显的印象，但是自己必须读书和思考问题，这一点很清楚。
我们这些插队知青只是牧区大队普通社员，但除了放牧和生活之外，仍希望做些有意义的事。当时我们大队有52名北京知青，我和另外两个知青一共三个人办了一个以本大队知青为对象的小报，自己刻钢板、油印、发送。我们的大队叫呼日其格，我们的小报就叫《新呼日其格》。我们当时的理想就是要把这个牧业社区改造成一个有共产主义理想和富足的革命社区。
当时我们讨论的主题是知青们怎么能够成为一个新牧民，应当如何看待社会上出现的一些现象，以及我们如何端正自己的态度，虚心向贫下中牧学习等。毛主席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我们就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努力的，讨论我们应如何把自己的青春献给新牧区发展事业。我们希望在接受贫下中牧再教育的同时，也能够让这个社区有所发展。所以我们那时看护羊群特别认真，完全没有偷懒的想法。
北京赴内蒙古首批知青的插队地即为东乌珠穆沁旗
在这个时期，我就开始考虑怎么开展农村调查了。那时大队会计是位北京知青，我通过他抄录了大队各项人口和经济统计资料，大队有多少户、各户几口人、各户当年记多少工分、分到哪些实物等等。因为工分值每年浮动，所以我抄录了大队历年的经济统计数字，包括大队牲畜数、每年卖多少牲畜、有多少收入、工分值如何计算，以及大队的分红表。
当时牧民中也有贫富差别，我想了解为什么出现贫富差距，是因为孩子多，还是因为家里有病人。这实际上是想了解公社体制下的牧区经济模式，了解它如何运转，存在哪些问题，有什么地方可以改进。我去美国留学后，我在大队搜集的这些资料、留作纪念的我们办的各期小报、学蒙古语的笔记本（我的学习方法只是用汉字写出蒙古语口语发音，没有学蒙古文字，所以完全不懂语法。）等都留在北京家里。非常可惜的是，后来由于几次搬家，这些东西没有能够留存下来。
另外我去美国前还参加过一次社会调查。年后中国大陆按照社会科学方法设计问卷和抽样方案进行的第一次问卷调查，应该是年由纽约亨特学院（HunterCollege）的人类学教授伯顿·帕斯特纳克（BurtonPasternak）组织的天津城区家计调查。这位美国学者曾在台湾地区学习汉语，并在田野调查基础上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他的博士论文以KinshipandCommunityinTwoChineseVillages为书名，年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他后来在美国《当代人类学》（CurrentAnthropology）杂志上发表了对费孝通先生的英文长篇专访。）
中美建交后，他第一个来到中国大陆并建议组织社会学问卷调查。当时中国社科院请费孝通先生主导这个调查课题，费先生让潘乃谷老师具体负责与天津市联系并户访活动。年调查组在天津城区选了几个居委会，开展了家庭生计情况调查，规模有多户。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按照西方社会学方法设计、执行的社会调查，从问卷设计、抽样到数据编码、录入和统计分析，各个环节都是按照规范的研究方法来操作的。
这个调查结束后，费先生建议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参照这一问卷和研究方法，在北京选一个社区再做一次调查，与天津调查的结果进行比较分析。年潘老师在北京宣武区组织了一次类似的问卷调查。潘老师是我在内蒙古农牧学院上学时的副系主任和*总支书记。当时我已经确定要去美国学习人口学，潘老师建议我在赴美之前参加这次调查活动，取得一些社会调查的实际经验。当时已临近赴美日程，我只访谈了几十户。这是我第一次实际参与社会学问卷调查活动。
王：您在去美国之前，是在中国社科院读的研究生吧？
马：对，我年考入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是马列所的硕士生，专业方向是*治经济学，学制三年。年我修完课程，但是在讨论硕士论文选题时遇到麻烦。那时国内正在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学术讨论也受到影响，我设想的几个选题在讨论时都被老师们否定了，似乎只有对马列原著进行话语解读才比较保险。所以我那时非常郁闷，很想找个机会去看看国外的大学是怎样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
正好联合国人口基金和教育部（那时是国家教委）有个P01合作项目，在国内选6个在读研究生去美国攻读人口学。我通过英语考试获得资格，确定去美国读书。当时费孝通先生在国务院第二招待所举办第二届社会学讲习班，请了美国老师来讲课，潘老师是讲习班的组织者。由于我的英语水平，特别是听力水平很差，所以我听说后就找到潘老师，争取旁听的机会。
在这个讲习班上讲课的老师，是来自美国匹兹堡大学社会学系的几位教授，有杨庆堃、涅尼瓦萨（JiriNehnevajsa）、霍尔兹纳（BurkhartHolzner）。杨庆堃曾是费先生的同学，费先生承担了在大陆重建社会学学科的任务后，年去美国访问时见到杨庆堃，就提出想在北京举办社会学讲习班，请杨庆堃和匹兹堡大学的几位美国教授来讲课，帮助培养大陆新一代社会学者。
我当时去参加这个讲习班主要是想提高英语听力。在这个讲习班上，授课老师专门介绍了社会调查的基本方法。年潘老师被派到纽约亨特学院做访问学者，在帕斯特纳克教授的指导下进修访问一年半。我到纽约后去见过潘老师和帕斯特纳克教授，那时通过潘老师认识了研究西藏的美国学者格伦菲尔德（TomGrunfeld）教授，我跟他的关系一直保持至今。
王：您是什么时候认识费先生的？
马：我第一次见到费先生就是在年夏天的这个讲习班上，那时候费先生71岁。
年5月至7月中国社会学研究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第二期社会学讲习班师资
王：那时候他认识您吗？
马：在讲习班上课时，潘老师向他介绍过我，但他那时很可能不记得我，因为班上的人太多了，叶小文、吴青、王容芬等都在这个班上，我只是坐在最后一排的旁听生。我开始和费先生有较多接触源于我的博士论文调查。
我在布朗大学的导师西德尼·戈德斯坦（SidneyGoldstein）教授当过美国人口学会会长，是美国人口迁移和城市化研究领域最有名的学者。当时我的博士论文选题是内蒙古地区的人口迁移研究，为写博士论文，我需要回中国做一个问卷调查收集资料。戈德斯坦教授知道后，就问我能否得到国内研究机构的支持。当时费先生和潘老师刚刚创建了北大社会学研究所，我联系了潘老师后，潘老师说费先生很支持我回国内调查的想法，他表示愿意指导我在国内的调查工作。我告诉戈德斯坦教授后，他非常高兴，提出把费先生聘为我的论文指导委员会成员。
在美国的研究性大学里，博士论文指导委员会通常有3个人，其中一个是主席，另外两个是委员会成员。这两个人当中必须有一个来自外系，我的委员会中，除戈德斯坦教授外，还有高士德（CalvinGoldscheider）教授，他是社会学系研究族群问题特别是犹太人问题的学者，另一个是布朗大学经济学系的普特曼（LouisPutterman）教授，他关心中国农村经济发展，再加上外聘的费先生，我的委员会共有4位教授，所以我的博士论文最后有4个人的签字。
我答辩的时候，因为费先生在美国社会学界很有名，布朗大学很想请费先生出席。但费先生当时是人大副委员长和民盟中央主席，公务繁忙，不可能为我答辩的事跑一趟美国。所以我把论文提前寄给他审读，他提交了书面意见。这个密封的书面意见我没有看到，在答辩委员会讨论时，戈德斯坦教授念了费先生的书面意见。费先生在论文封面上的签字，是我回到国内后请他补签的，所以签字后面写的时间和前面三位签的时间不一样。
在某种意义上，费先生可以算是我的一位导师。一是我的美国导师邀请他成为我博士论文指导委员会正式成员；二是我在国内调查期间，他对具体研究专题、具体调查地点、调查中注意事项和应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