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大象出版社编集“海内外中国戏剧史家自选集”，其中有我的一本，按要求，需介绍个人的学术经历，所以撰写了这篇文字。
年11月25日（农历十月初七），我出生于地处浙江诸暨东北部的枫桥镇，一个名叫钱家山下的小村子。从年春读网山小学，到年夏高中毕业于“白米湾五七中学”，再加上这十年的特殊背景，已经可以想见我在中小学期间的学习状况。只是因为从小喜欢看书，家里也还有叔叔留下的、姐姐任代课教师时借来的书，无书可读时对某些书籍的反复阅读，构成了我的精读基础，让我能够幸运地在年10月考入杭州大学中文系。入学一个多月后，才度过了十八岁的生日。
入学时，系里分配课外阅读书籍，我领到了一本汪辟疆编选的《唐人小说》。因此开读唐人小说，然后是宋元话本，再到明清小说，后来决定考古代文学研究生，这可能是最初的机缘。三年级时，我写了一篇谈唐人小说《李娃传》的文章，以为以往名家的解读，也仍可以再议，被编入杭大中文系本科学生的一本论文集，算是在学术上蹒跚学步的开端。又因为反复阅读《李娃传》，对书中情节十分熟悉，发现其中所写东肆、西肆比赛唱歌判定高下的场景，在屠格涅夫《猎人笔记》中也有相近的叙写，所以在完成古代小说研究课作业时，将这两者加以比较，写了一篇类似于比较文学的札记，任课老师给了“优”的成绩。接着准备研究生考试，起初想的就是小说方向。不过，对于是考去北京，还是选择本校，曾有过犹豫。后来招生目录出来，徐朔方先生在明清文学专业招生，于是确定考本校。该专业有两位导师，徐先生说是各自出题，他将招戏曲史方向，所以我调整备考方向，临时改读戏曲史有关书籍。录取时，我的专业课成绩是六十分。事实上古代文学专业同届的五位同学，入学时的专业成绩好像都是六十分。只是唐宋文学专业录取两人，所以其中一位得了六十一分。这大约是杭大先生们的习惯。
入学后，徐先生并没有专门开设研究生课程，我跟随徐先生学习，是从旁听七九级本科生的《史汉研究》开始的。为此，我在假期就先通读了《史记》和《汉书》，又因徐先生在课堂上的提点，我自行安排把《史》《汉》重叠的部分，做了比较研读，把异文记在八开的白纸上。比勘中，也有一些发现，觉得关涉的问题很重要，又努力从小处见大，并据此写了几篇文章，其中《摩钱取镕与五铢钱》一文，二年级下学期时发表在《杭州大学学报》上，这是我第一篇公开发表的论文。又从《史记》载汉事的诸表中“臣迁谨记”等语，考司马迁最初是公开著史，并意图借此取悦武帝，故武帝可能在天汉三年之前看到过当时已经完成的《史记》的部分篇章。在比勘中还发现，颜师古注《汉书》，没有参考《史记》，所以有些地方《史记》不误，他则据《汉书》误字强为之作解；《汉书》在删节《史记》时，偶有删削未尽之字，依语句实是不通，颜师古则按字面意思强为之解释。这种细读比对后的心得，似乎可以自成一说，所以，一度也考虑是否继续下去，以《史记》研究作为硕士论文的题目。但认真考虑之后，觉得徐先生从事《史》《汉》研究，只是“文革”期间许多领域成为禁区之后的选择，他真正擅长的毕竟是在戏曲方面，而且他在出版《史汉论稿》（江苏古籍出版社，）之后，也已经全面回归戏曲小说，我既然跟随徐先生，自当学习他最擅长的领域，所以到了二年级之后，将主要阅读对象，改回到戏曲书籍，名剧校注本而外，系统地读了《元曲选》《元曲选外编》《六十种曲》等曲集。元代的杂剧，后来又按照作者年代先后顺次再作通读，以求对具体作品有总体的印象，体悟先后作者在实际创作中的不同探索，而对文学的内在演进有所感悟。
随徐先生研读《史》《汉》二书，我得到了很好的学术方法训练。后来在研读《琵琶记》时，我发现早期版本与明代后期的版本相较，在文字上有所不同，所以也很自然地选择代表性的版本，作了详细的比勘，一一罗列异文，细细体味不同的细节处理在具体演出及刻画人物心理上的差异，体味明人改本在局部场景下对人物心理的新理解、定位，与剧本整体是否相洽，这样多方揣摩，对剧本的理解渐趋深入，慢慢构成对作者整体思路的一种新的理解。又把“原义”与明人依据自身思想观念的要求而增加或强化的那些“引申义”加以区分，从而发现今人对于《琵琶记》负面评价的例子，大多与明人的改动、选择性强化有关。又从早期版本以求“作者本义”，并与作者生平与诗作相印证，对高明撰写《琵琶记》的创作意图提出新的理解，并尽力将“作者原义”、原本负心题材故事所拥有的惯性，与明人所理解以及经过明人改写而衍生或强化的“接受”之义区别开来。这构成了我硕士论文的主体，故题作《琵琶记新论》。我的结论是全面肯定高则诚与《琵琶记》的，而徐先生在五十年代关于《琵琶记》的论争中，曾是否定派的主将。我那时对与导师唱反调是否有忌讳之类，是懵懂不明的。幸而徐先生不以为忤，认为只要自圆其说便可。他的“求真”态度，让我坚信“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是可行的，一切以学术为本位，应当是学者所坚守的，这对我后来的学术道路，有很大的影响。
我读研究生的八十年代初，学术界一面是努力挣脱旧的樊篱，一面又着意构成新的范式，所以也是新观念、新方法盛行的时期，新风涌动，引人眼球，而沉潜有力之作无多。偶闻师长辈述说：杭大的学风，是“论”“考”结合。顿如醍醐灌顶。因以夏承焘、王驾吾、姜亮夫诸先生的学术相印证，以蒋礼鸿、吴熊和、郭在贻等当时的中青年教师的工作作观摩，心有所得。并恍然醒悟：徐先生的学术之路，便是当五十年代新的思想方法兴起之时，能较好地将新观念与旧传统有机结合，因而别树一帜。所以我对自己的学术训练，是从细微处着手，培养文献实证方面的能力，同时也注意方法论方面的学习，努力在具体的文学阅读体悟中，找到新的理论方法的契合点。这样的明悟与训练，直接影响着我的学术走向。
年7月，我硕士毕业后留校任教，并续有文章在《文学遗产》《文献》《杭州大学学报》等杂志上刊出。但我发现硕士三年读书所做的积累，其实非常有限，很快就会用完，因而希望能有机会继续学习。遂放弃了在杭大的教职，在第二年九月考入中山大学，跟随王季思、*天骥先生学习，以期拓展自己的视野。
博士学习期间，我的主要精力是以《琵琶记》等具体文本研究为基础，在中国戏曲史视野下作宏观的思考，努力构筑我自己对于戏曲发展过程的独立理解。而博士论文则直到第三年才正式确定，题为“负心婚变母题研究”，这母题研究（MotifResearch），实际上是运用比较文学主题学研究的一种尝试，着眼点是考察此一母题在一国文学中的古今演变。具体而言，又是以《琵琶记》为代表的书生婚变事件为中介，向上一直追溯到《诗经》时代，向下则延伸到年谌容的小说《懒得离婚》。以各时代具体的文学书写为研究对象，从这些书写所体现的观念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