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生茂
节选自：《中国世界史学界的拓荒者——杨生茂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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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的历程
杨生茂先生
我所要写的不是在学习征途上应当如何走，而是如何走过来的。换言之，这不是一篇评论性的小结，只是一幅如实临摹的素描。有人说，作学问是一个不断实践、不断学习的积累过程。年近古稀，回忆往事，益觉此语确为至理。实践泛指生活，学习多指读书。生活是直接经验，读书是间接经验。两相沟通，互为补充。滴水穿石，集腋成裘，日就月将，庶乎有所获。同时，学习历程也是一个辩证的发展过程。在学习过程中，应当不断摈弃旧的落后的糟粕，不断吸收新的进步的有益的观念、知识和方法。有鉴别，有分析，有筛选，有审慎的扬弃，有批判的吸收。这样才能克服抱残守缺、故步自封的因循思想。日积月累，庶乎有所发展。
细细揣摩之后，悟出“积累”和“发展”正可作为小结自己学习历程的两把解剖刀。
我的学习历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私塾；第二阶段是正规的学校；第三阶段是解放后的教与学。第一段所受的教育基本上是封建主义的；第二段是资本主义的；第三段是社会主义的。
七岁时，入私塾读书，计四年。老师是个冬烘先生。他仅让学童背诵，从未“开讲”。我虽然每天上下午背书两遍，只由于对书内内容不大了了，念起来，味同嚼蜡，至今大部分印象不深。
四年间念了些旧式书馆习读的书籍。从《三字经》等一般初级读物，到《论语》《左传》《礼记》等一般典籍。但至今仍能朗朗上口、背诵如流者都是些写人、写景、写物的比较生动的诗文。凡是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类大道理的文章，则所记无几。有时自己感到封建主义道理记得少些，可为庆幸之事。这也许是自我陶醉的想法，因为在四年死记硬背的书斋生涯中，思想上不可能不受封建礼教的熏染。
童年记忆方强，故在古文方面多少打下一点基础。离开私塾后，集中时间去学习古文的机会就不多了。在所背诵的书中，感到《幼学琼林》《古文观止》《左传》和《千家诗》这四种书，对自己写作修养帮助最大。从《幼学琼林》中学到典故和成语，从《古文观止》中学到行文气势，从《左传》中学到文章布局，从《千家诗》中学到文情画意。由于老师不是旧学科班出身，对于文章程式的要求不严，学生在行文结构方面得以自由发挥。虽然为文并不得“体”，但无拘无束，反而易于发展文思，锻炼笔锋。
十一岁时，进入高级小学。当时县城没有中学，高小就是“高等学府”了。乡人称之为“洋学堂”。从此跨入了资产阶级教育体系的门槛。这是另一个知识新天地。语文和数学是主课，课时较多。音乐、工艺和体育课是前所未见，简直令人心旷神怡。生物课引入观察的胜境。刻板的背诵取消了，只在语文课中保存一些。不知为什么学校在第四学期增添了一门英语课。英语老师似乎不大胜任，但哇啦哇啦念起来，也怪有意思的。至于学习的目的，老师未曾讲过，自己也无从想起。
在高小期间，正当北伐运动之后。关于当时*治情况，学生全不知晓，老师也不多讲。只记得经常参加“提灯会”，晚间擎灯游行，高唱“打倒列强，除*阀”之类的歌曲。全年除婚丧嫁娶和节日时亲朋聚会，热闹一番外，课外很少富有趣味的活动。唯一引人入胜的事无过于听书了。有时县城来了云游四方的“说书人”，讲《七侠五义》《彭公案》《隋唐演义》等。我每场必到，风雨无阻。当“说书人”离开县城时，自己久久感到怅惘。由听书转到读旧小说。读了许多诸如《封神演义》《西游记》《施公案》《绿野仙踪》等*怪和侠客小说。每年年终书摊商贩到家里索取赊欠的书款，少不了受父辈们的一场责骂。
上初中后，遇到的第一件新奇事物是学校图书馆。馆内藏书并不多，但在我心目中却是一个书的海洋。这个地方成了我课后流连忘返的处所。每晚一直坐到熄灯时刻，经工友迭次催促，才怏怏离开。
记得首先看到的是《水浒传》和创造社作家所写的小说和散文。后来也读了其他作家的作品。当时对鲁迅的小说十分欣赏。但不理解其社会意义，实际上只是文字上和情节上的赞赏。对郁达夫和冰心的诗文均感兴趣，主要也是从文字出发的。张资平、章衣萍等人的小说则等而次之，读久了，连文字也感到腻烦乏味了。这些新文学运动早期作品的内容主要是冲击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的，深深吸引住我的注意力。小说中的主人公赢得我的同情或羡慕，由此也引起我对封建大家庭和封建婚姻制度的厌恶和嫌弃。
在图书馆中，另一种有趣的读物是报刊。最喜爱的是《大公报》的《小公园》和《益世报》的《文学周刊》等副刊，开明书店出版的《中学生》和商务的《东方杂志》给我的印象也很深，每期必读。通过课外阅读，增加了历史知识和文学知识，写作能力也感到有所提高。
课堂上最感兴趣的课程是几何、小代数、英语和语文。在这几门课上花的时间比较多，但给我的影响最深的还是历史。历史老师着重讲中国近代史。近代史是中国受外国欺凌、任人宰割的历史，一连串的不平等条约接踵而至。不知不觉间产生一种憎恨外国侵略者的思想，以及为中华民族图富强的愿望。
入宣化初中那年，正赶上“九一八事变”。在报上看到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心情激愤。当时宣化地处偏僻，学生运动不如平津一带活跃。不过有两件事情印象很深。一件是抗日同盟*方振武将*召开的*民大会。方将*慷慨陈辞，怒斥蒋介石不抵抗、投降日本侵略者的*策。义正辞严，声泪俱下，全场听众为之动容。另一件是北平大学生组织的救亡宣传队。一天正值早操期间，突然许多穿着长衫的大学生来到操场，发表演说，阐述中华民族面临的危机以及抗日救国的道理。同学们都很激动，但当大学生走后，校园又恢复了死水般的平静。
整个初中三年，是在国难阴影中度过的。在自己思想意识中，除反封建思想外，又增添了一种厌恶“洋*子”的民族主义思想。幼年埋下的这两种思想，后来不断增长，成为我的思想发展的主线。
当时的心情是苦闷的。有时从上海邮购一些鸳鸯蝴蝶派小说，既追求风花雪月，缠绵悱恻的故事情节，又想学些矫揉造作的文字技巧，实质上这是脱离现实，精神麻醉的办法，也是初中学习历程中极其消极的一面。
看到比自己更聪明的同学，往往因为家中穷困即辍学回家，我感到社会不公平，同时也产生一种良心主义思想，不办对不起人的事，不负朋友，别人待自己一分好，自己应待别人十分好。假如别人负自己一次，原谅他；负第二次，还可原谅，不忘旧恶；假如负第三次，则分道扬镳，避*神而远之。这种乌托邦式的思想观念在初中时就形成了，显然受环境和旧小说的影响，其中有合理的成分，也有不合理的成分。解放后，才有了较清醒的自我认识。但往往感情用事，积重难返的旧习和不合理的成分时有出现。
当时晚上失眠，想些武侠之类的“壮举”，这种恶习从小学就开始了，一直缠绕到解放时，这固然对脑筋有所损伤。现在回想起来，当时都是由白日生活苦闷之所致。解放后，心情愉快了，这种痼习自然云散了。当然这同近年失眠不同，近年失眠是因为想做的事多，有时深感力不从心，增加烦恼所致，说明心地不够广阔豁达。少年教育可影响一生，颇有切肤之感。
年进入北平高级中学。学生大半来自河北省农村，都很俭朴。教师水平也高，都有学识。在这期间，我的学业增长较快。除了课堂和图书馆外，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学习天地——实验室。生物实验室中的显微镜和解剖刀，化学实验室中的试管和酒精灯，都是透视客观物质的神奇的工具。当时学校正在筹建物理实验室，只因“七七事变”半途而废了。
随着日寇侵略活动逼进华北，北平的学生救亡运动更加蓬勃。学校的*事训练也很紧张，作息时间都以吹号为准。*事教官每周带队出操几次。在操场上，练习步法和爬滚。冬季寒风凌冽，但精神抖擞盛旺。
在同学中，我是属于死念书类型的学生。北平高中都是中学救亡运动的中心之一。虽然我也参加了罢课运动，也参加了“一二·九”游行示威，也挨过警察的棍棒，但基本上是随大流的，参加运动主要是由形势所推动。当时所想的还是学业上努力上进，考个著名大学，求得个人出路，并没有自觉地投入轰轰烈烈的救亡运动之中。
随着救亡运动的发展，在文化上也出现了一个传播进步思想的运动。当时上海文化界出版许多宣传抗日救国、思想进步的书刊，其中刊物如《大众生活》《世界知识》等，书籍如《大众哲学》等都是青年学生最喜爱的读物。每逢周六放学后，同学们赶到东安市场去买新出版的书报杂志。许多讲*治经济学、辩证唯物主义的书籍都是马克思主义知识的入门读物。
年进入燕京大学。当时华北已为日本侵略者占领。北平只有教会大学尚能存在。高中毕业时，本无报考这类大学的想法。在人们的印象中，燕大是一所贵族学校。但年“七七”事变后，燕大学生的成分显然变了，穿蓝色长衫、土里土气的青年人多了，我是其中之一。
大学是一个更加广阔的知识天地。因为学习兴趣比较广泛，所选课程就比较庞杂了。在理学院，我选了普通化学、普通物理、普通数学和生物四门课。在文学院，我选了语文、中国通史、世界古代史、日本史、英国史、莎士比亚、十八、十九世纪英国文学、法语、新闻、心理卫生等。这些理科课程增加了自然科学的基本知识。对于后来进一步学习历史和哲学十分有用。不过在学习上并无定向，知识任凭兴趣，杂乱无章地读书，贪婪地读书，不求甚解地读书。这是燕大时期的读书特点。
读书贵在消化，贵在综合，贵在去粗存精。多读书固然好，但盲目乱动，尤其不求甚解地读，则在学业上不仅有损，甚而会误入歧途。作一个明白的读书人，是不容易的。可惜在燕大求学时还没有悟出这个道理。
由于一个偶然机会，年秋季到了美国，进入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在加大期间，半工半读，再加上学习兴趣广泛的旧病复发，所以一来二往，又念了近四年才得毕业。要作工，就须走出校园，因而接触了点美国社会。当然这种“接触”是很浮浅的，但多少尝到一些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以我为中心的冷酷无情的味道。
当时中国人所受的歧视是很重的。那是一种无言的社会偏见。到美国时，第一次感到种族歧视的地方是海关。入境检查时，中国人排在行列之尾。在租赁住处时，中国学生往往吃闭门羹。珍珠港事件后，日本人被迫迁入内地，而且中美也变成了反法西斯的盟国，但歧视中国人的陋习并未消除。当时痛感弱国无外交，因而对于国民*丧权辱国的腐化行径，亦怀恶感。解放后，每当读到海外侨胞对于新中国成立所受鼓舞的报导，身有同感。他们殷切期盼之情是可以想见的。
在加州大学，本科生选够学分就可毕业，不论年限。有的人不到四年就毕业了，另有些人因为就业关系超过四年。这时，我才选定历史系作为专修科的。在历史系必须选修36个学分主课，其中包括欧洲古代史、欧洲中古史、欧洲近代史、美国通史、史学方法论等。因为学习兴趣广泛，除去历史系选课外，还在*治系、经济系、国际关系系、新闻系选课。在历史系还选了美国文化史、美国社会史、美国与第一次大战等。学习兴趣之广几乎是我的不治之症，总觉得多知道点就是享受，比物质享受要高一层次，经久无穷。回想起来，学过游泳、学过滑冰、进过打字学校、汽车驾驶学校、速记学校，网球和乒乓球也打过一些时间。虽然都是浅尝辄止，很不精通，但觉得其乐无穷。
在美国念欧洲近代史获“Progressive”观念。世界一切在进步、在前进的想法就定型了，常作测世度事之准。在美国半工半读期间，不仅从书本上，而且在实践中对财富悬殊、剥削制度之可恶油然而生。
美国大学讲授的内容和方法有三个缺点：（1）内容分离割裂，各科缺乏联系。如讲经济的，不读*治；讲历史的，不结合经济。就事论事，不注重宏观分析，大有见木不见林之势。（2）有的课程过于强调适用，理论性不强，商业气味很浓，如新闻系的广告学讲如何挖空心思去招徕顾客。（3）讲授方式以灌注为主，着重考试，临时测验多，读书报告少，缺少分析综合的训练。二战中，历史课测验少了。美国大学橄榄球赛前的场面令我记忆犹新。学生们划起火柴，唱着美国国歌，爱国气氛浓烈。
年，应美国国家科学院的邀请，又到加州大学住了几周。观察到上述缺点有许多得到改正。突出表现是，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出现了，讲课内容中社会和经济因素增加了，课堂讨论和写作加多了。这说明训练学生的目标和方法正在改革，不过有些课程的商业性还是很重的。年曾到过英国几个大学的历史系访问过，所以察觉目前美国大学的教学方法在英国早已行之有素了。英国重视理论，着重基础训练，着重培养独立研究能力，而美国重视实用，着重培养通才。
在海外读书，自然也经常关心国内*治，关心抗战形势。读到史沫特莱、斯诺等新闻记者的报导，读《亚美》等类杂志，对于蒋介石*权的贪污腐化，感到厌恶；对于八路*艰苦抗战的事迹，深表景慕。正是基于这种心情，在年联合国在旧金山举行成立大会期间，我同一位华侨同学去采访董必武同志。董老是中国十人代表团的成员之一。当我们冒然去到他下榻的饭店时，他接见了我们。他作的关于八路*奋勇抗战的谈话，对于我们来说确是一席*治教化。对这件事印象很深，同时也感到荣幸，故乐于记录下来。
年加州大学毕业后，转到斯坦福大学研究院。这是一所私立学校。一年分四个学期，假期相隔仅一两周，学习比较繁重。在斯坦福两年期间，主修美国外交史，导师是托马斯·贝利。他的学识渊博，可算是美国有名的外交史学家之一。照美国人的说法，他是保守的；依我看，他是反动的。他引用大量报刊资料作为诠释外交事件的舆论。似乎说美国每项外交*策是顺乎“舆论”的。他的文笔流利，但书的内容失于零散。他以利己主义作为估量外交活动的尺度，将强权*治、天命观、使命观熔于一炉，构成他的外交史学的体系。我钦佩他的治学的勤奋和博闻强记，但对他所持的观点表示嫌恶。年底，当我离美返国时，美国报纸大力宣扬参议员阿瑟·范登堡所提出的援蒋拨款议案。我想这种宣传一定符合贝利教授的想法。我给他写了一封信，说明援蒋一举是不正当的，中国人民是不会感谢的。当然我不知道他对那封信的反应。不过我认为，那封信是我交给他的作业中最好的一份。当年访美时，不料在我到达旧金山前几周，他与世长辞，真是“失之交臂”。
托马斯·贝利
年秋，来到南开大学历史系，开始了教书生涯，时年三十。年*钰生先生在冯承柏先生家谈，我是抗战结束后南开大学文科第一个归国的年轻教师。我主讲的课程是“西洋通史”。那时“西洋通史”的内容具有半殖民地气息，连所使用的课本都是美国人编写的。
一年后，天津解放。在自己的生命史和学术史上又掀开了新的一页，兼有“枯木逢春”和“梁上君子”之感。一方面，感到所学皆非，许多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观点显然是反动的。另一方面感到一切皆须从头学起，所要学的新知识太多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一股脑涌入眼帘，大有应接不暇之势。
第一步是学习新的社会主义的道理。学习方式也跟过去不同了。在实践中学，即在思想改造中学，在社会运动中学，在讲课中学。边学边讲，边讲边学。
在学习上，自己觉得有一种顺理成章之感。所以有这种感觉，主要得力于在旧社会中积累起来的两种思想。一种是民族感情。解放标志着半殖民地历史的结束，民族新生了，自我新生了。第二种是社会进步观念。历史能使人产生进步观。例如进化论就是讲发展和进步的学说。有了进步观，自然会意识到社会主义不但超过封建主义，也高过资本主义。
解放前一年，在报纸杂志上写了些国际评论性文章。当时奢谈中立外交。解放后一看，觉得愚蠢无比，全都付之一炬。点把火，比较轻而易举，去掉旧的思想意识，则不那么简单了。不过，“一炬”总算弃旧图新的象征吧。
解放初期，在天津电台上讲世界近代史半年。虽是现炒现卖，但逼着自己多读了一些依据马克思主义观点写的书籍，当时主要是苏联课本，边干边学，收获很大，也得感谢组织上的栽培。
-年在高级*校学习，随后到人民教育出版社当了两年编辑。年底又回到南开大学历史系，继续讲世界近代史，也开设了美国史。年美国史研究室成立之后，就一头扎进美国史讲授和研究工作中了。
外国史真正研究工作是在解放后开始的。美国史研究也不例外。年开始讲美国通史课。我觉得在美国史研究中，目前有一个问题很值得注意。这就是博与约、通与专的关系问题。
就目前实际状况和需要来看，还应着重博和通。这是基础。唯有在扎实的基础上，才能盖起高楼。目前似乎有一种过于着重约与专的倾向，这也许是由一种急于求成的思想所支配。在数量中求质量，没有一定的数量，质量也很难保证。在综合之前，应当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写出大量的论文和专著，填补重要空白。在博与通基础上的综合，才能有创新，有深度。
我所谈的不仅是就一般状况而言，同时也就个人状况说的。虽然年近花甲，学习美国史近四十五年了，但博与约、通与专的问题解决得还不好，还不满意，还不感到心安理得。
当然，一般性的综合还是必要的，不能因噎废食，也不能妄自菲薄，例如写教材非但有必要，而且是义不容辞的。我常想，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写出一本美国外交史教科书，这是不应该的。外交史关系民族利益至巨。让学生去看外国人的外交史课本，那就不妥当了。学生应先看我国学者写的美国外交史，然后再看外国人写的，这样才能有比较，有辨别，不致形成先入为主的偏见，甚而误入迷途。
一个单位研究工作的好坏，主要以成果和人才为标志。我们应当多出书，多出人才，特别是多出好书，多出优秀人才。有时我想，我们这一辈人只能起个桥梁和铺路作用。假如美国史研究需要几代人梯才能攀上峰巅的话，恐怕我这一辈人正是在人梯的最下层。能发挥好底层人梯的作用，亦于愿足矣。
年3月初稿
注：修订稿存南开大学图书馆《文库》；删节稿由《世纪学者自述》刊印。
《中国世界史学界的拓荒者——杨生茂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编者：杨令侠朱佳寅
出版社：南开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年9月
谢谢阅读
编辑：吕璐责任编辑：董瑜
编审：张勇安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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