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与个人的奇妙婚配——我的
邓汉清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级本科生）
上
年已全部过去了，太快，又太慢。值得说道的东西有很多，本科四年的尾声和个人心境的变化，诗人灵感的枯竭，这些于我而言都是极为重要的事件。言及更为宏大的社会与历史，可以说道的东西就更多了，不是一个“后疫情时代”所能说完的。年，我不再仅仅生活在自我的小圈子里，对学术的追求，些许的社会学的敏锐，渐渐浓厚的家国情怀，都使我无时无刻不把目光投向我的生活之外，投向一个迷人的、未知的、壮阔的历史图景中。而历史，不再是教科书里面虚幻的摸不着的概念，而是真切影响了我的生活，影响了我们这一代的生命。对于过去的一年，没有比这更为贴切的形容——时代与个人的奇妙婚配。
我不得不在这篇总结中掺杂些许文学的气息。
年到来了，没有雪，暖和。当我凝视着车窗外飞速退去的平原、麦地，我尚且不解其中的隐喻，退去的是一个旧的时代，迎面而来一个新的时代。
一月份回到家的时候，已断断续续听闻一些疫情的消息了。但那时并未有预知未来的能力，抱着度过又一个无趣而单调的春节的想法，我大概盘算了返校后的生活，修完接下来的课程，准备考研，之后读完研究生，找到博士的去处，成为一名注定要埋没在历史中的学者。这千篇一律的规划，已有三四年未曾变过了，但我所不知的是，接下来的一年它有了真正意涵。
历史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我对于这一个问题的深刻理解，克服了“低水平的成熟”和“*治上的幼稚病”，于我本人而言是巨大的成长。这个转变发轫于新冠疫情初期我的思想冲击，在疫情期间的舆论战中逐渐清晰，又渗透到我的诸多具体观察之中。
强调观察社会时摒弃意识形态的立场，这个论调与我相伴多年。但在不同时期，它又有完全不同的内涵。在我初高中的时候，它作为自由主义思想的一部分为我所接受。细究不难发现，这不过是某种*治话语的一部分。但“第一颗纽扣”无疑是重要的，这一段时间接触的这些思想，长时间深埋我的心中，成为某种思想底色，某种价值立场。它来自互联网，来自课堂，但归根到底来自于无所不在的社会思潮的基调。而当我进入大学，我在社会学的学术训练中接受这个观点更多基于科学主义的原则。其中多少有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但具体有多少，即使经过一番细致入微的考察，也未必说得清楚。这一段时间，我在方法论的层面上思考这一个问题，也在具体研究操作上批判这一观点。但只把它作为一个专业知识，顶多作为一项职业技能，于是乎就将它放在了一个无足轻重的位置上了。
而只有在迷惘，反思，在一次次对于真理的追求中，才能产生对这一个问题全面深刻的认识。
我曾多少有过思想上的转向，但总归是幼稚的。疫情伊始，我的立场使我情感上预先对于一些事情有了判断，而疫情突然的到来，使我遭受巨大的冲击。网络上紧接着便是一场又一场的舆论战。倘若我说我完全未受这浪潮的影响，那无疑是不真诚的，这种张裂使我矛盾、迷茫。
在舆论之外，我开始思考一些另外的问题。大年初一的那天，也就是武汉封城的三四天之后，望着桌上丰盛的菜肴，我想到，“西方如果发生疫情，一定会做得更好吗？”正是基于此，我开始尝试客观地分析疫情与抗疫工作。抗疫工作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一种特殊的国家治理呢，这最终考验的是国家的治理能力。武汉是中部，治理能力较东南沿海相对落后，面对疫情表现不佳，说明治理体系和能力存在一定的短板。但这似乎不能马上上升到社会制度层面，也不能直接还原为人性问题。近两年我们在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下做了许多改革创新，取得了诸多成就。这次抗疫，我们国家一些制度创新，如网格化是很有潜力的。如果能充分利用这些年治理能力和体系建设的成果，一定能把抗疫工作做得比较好。我当即将这些思考写成了两篇文章，后来都发表了出来，一篇发表在观察者网左栏，一篇发表在《探索与争鸣》杂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