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来源：近世史研究
作者简介李金铮,年生,河北献县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研究员,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教育部高等学校历史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经济思想史、中共革命史,出版《传统与变迁:近代华北乡村的经济与社会》《近代中国乡村社会经济探微》《民国乡村借贷关系研究——以长江中下游地区为中心》《借贷关系与乡村变动——民国时期华北乡村借贷之研究》等专著,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中共*史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社会学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余篇。李金铮教授在中国近代区域社会经济史、乡村金融史、中共革命史以及治史理念和方法等方面,均有深入研究和独到见解,曾获教育部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省部级奖10余项。
采访时间：年10月采访地点：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室期刊来源：《历史教学》年第12期采访记录：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金伯文问：李老师您好！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受采访。每位学者都有着不同的求学与治学经历，不论是对学者自身，还是对致力于学术研究的后进，都是一笔宝贵的财富。请谈谈您是怎样走上历史研究这条道路的？
你说得很对。正如世界上找不到两片相同的树叶，不同学者的学术经历不可能完全一样。不过，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世界上也很难找到完全不同的两片树叶，不同学者的学术经历，尤其是治学方法仍存在一定的共性。否则，学者之间无法进行对话和交流。
我走上历史研究这条路，说起来非常偶然。上大学之前，我从未想过吃历史研究这碗饭。但这种偶然，恐怕不是什么个例。年我参加高考，分数居全县文科前几名，其中地理分数是最高的。当时老师似乎没有给予报考学校和专业的建议，我报了经济系和法律系，至于为什么报这两个专业，我也不知道，模模糊糊地觉得国家可能更需要这方面的人。我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孩子，经历过生活的贫困，总想着未来能有一个实用的去处。有些改革开放之初的大学生回忆说，只有高才生才会录取到文史哲专业，也许我年少无知，对历史系没什么光荣的感觉。然而，命运捉弄人，我被糊里糊涂地录取到河北大学历史系。尽管怅然若失，但还是高兴的，那个年代，能考上中专都是值得家里庆贺的事情，何况是大学，而且是在河北省还算很不错的综合性大学。对大学史颇有研究的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先生，曾提到河北大学是历史悠久的好大学。这就是我走上历史学道路的起点，没有特别的期盼和兴奋。
说老实话，我不仅对历史学没有预定的志向，对其他专业也没有明确的想法，总之没有什么目标。现在想来，一个年仅16岁、没见过世面、读书“童子功”极弱的懵懂少年，哪来的什么成熟的目标！对于那些一开始就对所选专业有浓厚兴趣的人，我是特别羡慕的，有的有家学渊源，有的天赋异禀，有的受名家指点，人家才是真正走对了路。不过，我也发现有的人讲得太过，甚至令人难以相信。我常参加历史专业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的面试，不少学生在自我介绍时都会谈到“我从小就对历史感兴趣”，受祖父母的影响、受父母的影响、受老师的影响、受一本书的影响，等等。不能否认，这里面一定有人真的对历史感兴趣，甚至将历史研究作为一生的志业，但我不相信有那么多人感兴趣，更不相信那么早就确立了人生的目标。也许有的学生认为不如此，就不会得到面试老师的认可，这显然是一种自觉合理的想象。在我看来，说真话才是历史学者的起码要求。
我讲以上这番话，无非是想表明，无论以何种情况、以何种理由进入历史专业，都毋庸妄自菲薄。原生兴趣和未来志业能够很好地结合，固然值得赞赏；没有原生兴趣，后来经过学习，逐渐生发兴趣，并对此追求一生，同样令人钦佩；即便从事其他行业，也无可遗憾，更没什么可指责的。历史专业之所以能够长期延续，除了专业的教学科研人才之外，恰恰是因为人才培养和就业的多元化。
我从未梦想过做历史研究，结果却一辈子注定做历史研究。我的个性是：既来之，则安之；既安之，则尽力。与专业老师接触多了，读历史书多了，也就慢慢有了兴趣，所谓兴趣是可以培养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我从本科到硕士、博士，并完成博士后研究，从来没有脱离过历史专业，从事历史专业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也有30多年了，如果没有一些兴趣，没有发觉自己有一些能力，是不可能支撑下来的。总之，进入历史研究这个领域，始于糊涂，逐渐清晰，探索历史的冲动愈益强烈。看来，最关键的，不在于开始是否想过做历史研究，而是进门之后是否有一种积极的学习态度和进取精神。
问：每个人的学术成长道路，都离不开老师的培养。您对求学之路上帮助和影响过您的老一辈学者、特别是老师，有什么想说的话？
在学者的成长过程中，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
我对历史学习和研究能够产生兴趣，并取得一定的成绩，当然离不开个人的努力，但也必须感谢老一辈学者的帮助和提携，师恩难忘！其实，不仅是老一辈，同辈、同学乃至更晚的同行也对我有过帮助，我一直都是铭记在心的。
—年本科阶段在河北大学历史系，不少老先生还授课，他们出身辅仁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等名校，也有留学英国、美国的博士，开设了中国图书史、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外交通史、世界宗教史、拉丁美洲史、第二次世界大战史、法国大革命史等专题课。漆侠先生是著名历史学家，他的《王安石变法》《宋代经济史》等对历史系学生都有深刻的影响，他的讲座中谈到西南联合大学老师的风采和中国古代经济有两个“马鞍型”的特征，我至今仍留有深刻的印象。校外著名学者荣孟源、丁守和、胡如雷等也去河北大学演讲，胡先生的名作《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形态研究》是我翻烂了的一本书。
魏光奇先生是我本科毕业论文的辅导老师。他是乔志强先生的弟子，思维活跃，常有独到见解。我的论文《近代中国家庭手工棉纺织业的解体与延续》，因和以往学界所认为的家庭手工业的解体乃至崩溃了的观点不同，得到魏老师的赞赏。他认为学术研究最关键的是要有自己的想法，说我有前途。其实，一篇本科论文的水平不可能高到哪里去，但他的充分肯定，激发了我研究历史的信心。
—年硕士阶段，我没有离开河北大学，从傅尚文先生继续学习。傅先生出身于山东聊城望族，深受傅斯年的影响。上大学时，与老师张东荪交往甚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傅先生参与创办了第一家历史学刊物——《历史教学》，是中国现代史学科的开拓者之一。读本科时，我选修过傅先生的中国近代经济史专题课；读研究生期间，他开列书单，我系统阅读了几乎所有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名著，以及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中共陕甘宁边区、华北根据地财*经济史料，参加了他主持的“中国近代经济史专题讲义”“中国近代工商业家传略”等项目，随他走访了北京多位著名学者。除了历史系的黎任凯、魏光奇先生，傅先生还请经济系的张云岭、张俊、高重生先生开设资本论、统计学等课程，给了我不少经济学知识。我的学术研究理念和方法，得以初步确立。
—年在南开大学读博士，导师为魏宏运先生。魏先生是参加过革命的红色学者，中国现代史学科的重要奠基人。改革开放后，他走访欧美、日本、韩国、澳洲等多个国家，深入了解国际史学前沿，主持国家社科重点项目“20世纪三四十年代冀东农村社会调查和太行山农村调查”，领导华北抗日根据地的资料编纂和研究，引介国外著名学者来南开大学做讲座，使南开大学成为华北乡村史、抗日根据地史的重镇。我躬逢其盛，参与太行山农村调查和研究，阅读了大量华北抗日根据地未刊资料，学术视野更加开阔，创新思维更加强烈。
—年在复旦大学做博士后研究，导师为姜义华先生。名义上博士后已脱离学生身份，但实际上当时各界将其视为一个高于博士的求学阶段，比考博士的竞争还激烈。姜先生在中国思想文化史、农民史、史学理论等方面均有重大成就，学术格局宏阔，思想见解深刻，每每给我以刺激和启发。复旦大学对博士后报告的要求丝毫不减于博士论文，流动站的邹逸麟、金重远、张广智、樊树志、葛剑雄、周振鹤先生以及中国近现代史学科的吴景平、戴鞍钢先生都给我提了不少宝贵意见。在复旦大学两年多的学习让我对学术研究有了更多新的理解，甚至有脱胎换骨之感。
在求学之路上，我还要特别感谢李文治、从翰香、吴承明、汪敬虞、董志凯等先生。他们都是人格高尚的前辈。我撰写硕士论文时，论文题目和提纲的确定曾得到李文治、汪敬虞、从翰香先生的亲切指导。李文治、从翰香先生不仅对论文初稿提出了修改意见，还参加了我的论文答辩。在我研究生毕业后，耄耋之年的文治老先生还不时地寄送他的最新研究成果，并写信提醒我不要为下海浪潮所动，知识分子的待遇必将有提高的一天，更指导我的研究区域当由冀中而河北，由河北而华北，由华北而南方，持之以恒，必有所成。我撰写硕士论文、博士论文时，曾就选题和具体问题向吴承明先生请教，他都不厌其烦地给予指导和解答。董志凯先生为我博士论文的评阅人，还帮我申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只有1个名额的博士后。经过努力，成功录取，通知都发了，但因原工作单位不放档案而作罢。以上各位老师的无私关怀，对我的为人处世风格产生了很大影响，那就是必须与人为善，必须善待学生。
问：您最先将中国近代乡村史，尤其是乡村社会经济史作为学术研究的切入点，而且持续至今。请问您的初衷是什么，后来又是如何持续的？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问到了根上。我所理解的初衷，应该指最初进入研究时的想法，而不是后来逐渐发展乃至成熟的想法，更不是事后系统总结的结果。我这里谈初衷，虽然也是事后，但尽可能还原当时的想法。
前面说过，我的本科论文、硕士论文、博士论文和博士后报告，都是以乡村社会经济史为选题的。而本科论文，既是我学术研究的起点，也是我进入乡村史研究的起点，所谓初衷应从这里谈起。之所以进入这个领域，其实并无太过复杂的思考。当时毕业论文的写作和辅导模式，是学生提交论文选题，老师根据自己的研究特长选出相应的论文进行指导。说老实话，在本科阶段我还算比较用功的，读了不少中国断代史、专题史和世界地区史、国别史的著作，但对学界动态、学术前沿并无一个总体把握，几乎不可能完全从学术史的梳理中选出有价值的题目。对我选题有直接推动作用的有两点：一是选课。后来成为我硕导的傅先生开设了中国近代经济史选修课，他对我青睐有加，期末考试分数给了最高分，又希望我报考他的研究生。也正是基于此，我决定选择中国近代经济史方向的题目。二是个人经历。我生于河北农村，既是农民的儿子，也是学生身份的农民。在集体化时期，无论是上小学还是中学，我都参加过生产队的劳动，一天能拿到最低的2个工分，也曾经参与队里夜间的粮食私分；参加集体劳动的同时，还为家里拾柴、拔草、割野菜。那个年代，大多有吃穿匮乏的痛苦经历，也成为一辈子难以抹去的记忆。年前后我上高中时，家乡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温饱问题很快解决。前后对比，让我格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