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大学读的是专科，不要求撰写学位论文，更未接受过正规的科研训练，以致在上研究生之前，我从没想过写文章要用注释。
读硕士生的第一个学期，听穆克宏先生讲《文心雕龙》，要求写一篇论文形式的读书报告。我冥思苦想数天，整了个题目《从建安重质、西晋尚采到刘勰文质并重的文学理论》。毕竟是平生第一次写论文，我极度亢奋，查资料、拟提纲、写初稿，然后反复修改，花了一个半月才搞定。
论文先交给导师*寿祺先生审阅。他肯定我的思路和文笔之后，温雅地问我怎么文章没有一个注释，我说放在文内。他说全文六千来字，只有四处引文，都是在引文后打个括号，括号里标个作者和书名，既无版本也无页码，那不符合学术规范。
*先生很重视文献目录，“《汉志》乃学问之津梁，著述之门户”这句话，他说过很多遍。这次谈话，他又提了不少于两次，并反复强调，写论文是一项严肃的科研活动，光有思路不行，还要有材料支撑，尽量做到无一句无来处。这让我从心底油然生出一种神圣感和自豪感。
于是我按照他的指导，找来几本经典著作和权威刊物，“伏而诵之，简练以为揣摩”，然后再次找资料、做卡片、改文稿，引用大量文献，做了35个尾注。可写完定稿的那个晚上，心有戚戚焉，怎么也睡不着。直到深夜将近两点，才寻思到内心不安之因，立马爬起来，开灯执笔，在文稿中加了一个注释，刚好36个，合乎天罡之数，乃安心睡去。
因为搅了同室陈君的酣眠，他于次日严肃地判断我“有病”。显然他是正确的。从那以后的很多年里，我都患有这种“注释病”。《说文》曰：“三，成数也。”也许这种潜意识在起作用，我每篇论文的注释尽可能是三的倍数，而且标注的数字，必定要加一个圆圈。
我的硕士论文共个注释，那时还没电脑，印制时工人用老式打印机打在蜡纸上，因打不出那个圆圈，我便将蜡纸铺于钢板，自己用铁笔一个个刻画。虽然画出的圆圈比阿Q好不了多少，还要在里面填上数字，很不美观，但看到那一行行排列的注释，才觉得文章是完整而厚重的。
再后来用电脑写作，改为脚注，对注释的数目不再那么敏感，但倘若哪一页下面没有注释，心里总有些忐忑。无论看学生论文，还是给一些刊物审稿，我都习惯从注释与参考文献开始，不知是否算一种病态。
我多年给本科生讲授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一般是讲完“楚辞”并强制学生背诵完《离骚》全文后，要求他们用三周的时间写一篇小论文，给三个题目任选其一，不少于字、10个注释。
请原谅我不说出是哪一届，C同学提交的论文中，注①是他的姓名：作者，男，年生，可能年卒。注⑥是“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屈原《离骚》中诗句，当课堂上被揪出来背诵《离骚》而背不出时，这是每个同学的深切呼号。
我当时“气结不能言”，努力静下心来，找他进行了一次长谈，告诫他要尊重学术，尔后用一节课专门讲注释的重要性和规范性，总算将这种轻慢注释的风气成功遏止。
D同学的论文则不但注释规范，而且做了18个，我把他作为正面典型予以表扬。据说他直到毕业都十分严谨，对注释也很入迷，甚至给家人写信都要用上两个。本来他立志读研读博，成为一个学者，但在父亲的逼迫下考了公务员，在省*府机关工作，甚是可惜。
前几年他回校参加毕业十周年活动，我向他求证当年写信是否真有注释，他说那是同学开玩笑的，根本没那回事。但他还告诉我，刚参加工作那年，领导交代起草一份总结材料，他真的整了一个注释。
原来他在总结中引用“更上层楼”，领导在旁边批曰：是“更上一层楼”，请严谨一点！他看了很是憋闷，想起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豪情，坚定地在第二稿中保留此四字，并加了一个注释：唐宋诗词中常见，例如唐代诗人李德裕（-）《盘陀岭驿楼》：“明朝便是南荒路，更上层楼望故关。”见《全唐诗》，上海古籍出版社年影印康熙扬州诗局本，下册，第页。
结局颇有喜剧色彩，他碰上了一位历史系出身的领导，估计也是个曾经酷爱注释的主。领导认为这孩子有锐气、有才气、有学养，非但不怪罪，反而加以重点培养。凭此借力，他顺风顺水，毕业才十年便上了正处。我做梦都没想到，注释还具备这样奇异的功能。
在三十馀年的教书生涯中，因为注释，我开罪了不少学生。他们或谓无意义，或谓阻滞文气的流贯，或谓扼杀革命青年向往自由的天性，甚至借刘勰“通人恶烦，羞学章句”之语跟我辩驳，像D同学这样热爱注释的情况则极为罕见。
好在随着我的退休，此类纠结皆成过往，知我罪我，其惟诸君乎！
惠子给庄子的一封信
黑白之间
百龄影徂，千载心在——为纪念恩师*寿祺先生诞辰九十周年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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