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是明代四大奇书之一，是我国第一部以家庭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它的出现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后世对它的研究也日渐成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一门“显学”。
如果从明万历年间袁宏道等人在《金瓶梅》传抄阶段于亲朋间书信往来中对《金瓶梅》的褒贬算起，“金学”已经走过了四个世纪的里程，但“金学”取得全面突破是在20世纪的后20年。
跨入新世纪10年以来，“金学”既在一些问题上走向了深入，又存在着亟待克服的问题。
《金瓶梅》的作者问题，是自明以来争论到今天的一桩悬案。20世纪提出了60多种说法。进入新世纪以后，探赜索隐者仍大有人在。
如傅承洲的《金瓶梅文人集体创作说》[1]提出，《金瓶梅》是从嘉靖末至崇祯初六、七十年间众多文人集体创作的，其创作过程分四个阶段：嘉靖末某个下层文人写出了大约六十回的原本；万历二十四年到万历四十三年间文人传抄过程中谢肇淛等人将其增补到八十回左右；万历四十五年东吴弄珠客将抄本增补到一百回刊刻，这就是《金瓶梅词话》初刻本；崇祯初年又有人对词话本作评改，这就是《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
倡个人创作说者主要是对旧说重新论证。如胡令毅在《论西门庆的原型——金瓶梅作者徐渭说新论》[2]中论证西门庆的原型就是徐渭的幕主、“极品高官”、兵部尚书胡宗宪，以修正潘承玉的《金瓶梅》作者徐渭说的不足；又在《论徐渭和金瓶梅》[3]中提出《金瓶梅》中的温秀才是徐渭的化身，徐渭是《金瓶梅》的作者。
邢慧玲在两次徽州实地考察后写成《金瓶梅与明代徽州府》[4]一文，从七个方面论证了《金瓶梅》故事的背景地点在古徽州歙县，为《金瓶梅》作者徐渭说提供了一定支持。
当然，叫停《金瓶梅》作者问题探讨的声音也不绝如缕。针对陈大康《关于古典文学研究中一些现象的思考》[5]对《金瓶梅》的作者考证研究提出的尖锐批评，吴敢在《与陈大康先生讨论金瓶梅作者说》[6]中从《金瓶梅》作者是否要考证、古代名著的作者如何认定、《金瓶梅》作者为何人以及“兰陵笑笑生”是不是《金瓶梅》的作者等角度提出了商榷。
孙秋克《批评的态度与态度的批评：读刘世德先生的金瓶梅作者之谜有感》[7]针对刘世德嘲弄学界关于《金瓶梅》作者探讨的问题提出了不同意见，肯定了讨论的价值以及围绕《金瓶梅》作者问题探讨对学术研究的促进。
实事求是地说，对《金瓶梅》的作者进行考证是很有必要的，一旦弄清了这个问题，必将有利于对小说内容的深入理解和研究。
对于作者的探讨，大部分学者是以解决问题为目的，提供有参考价值的一家之言。而且，随着作者问题的探讨，其它相关问题的研究也得以深化。
但研究中也存在急功近利、立论草率、随意猜测、拼凑论据甚至哗众取宠的情况，等于给研究工作多设置了一重障碍，所以对作者的考证应该慎之又慎。
万历本
关于《金瓶梅》的版本，一般认为，《金瓶梅词话》（即词话本，10卷）早于《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即文人说散本，20卷），后者是在前者的基础上修改加工而成，二者应该是“父子关系”，但持不同见解者也在在有人。
如在年，吴晗就推断词话本不是《金瓶梅》的第一次刻本，在它之前已经有过几个苏州刻本或杭州刻本行世。
韩南在20世纪七十年代也提出崇祯本系统并非源自词话本系统，八十年代以后则相继出现了《新刻金瓶梅词话》不是初刻，而是二刻、三刻甚至是清初所刻诸多观点。
梅节在《新刻金瓶梅词话后出考》[8]提出文人说散本先出，词话本后出，崇祯本和词话本关系虽异常密切，但并非改编自后者。它们源自一个共同的祖本。它们是“兄弟”关系或“叔侄”关系，并不是“父子”关系。
黄霖《再论金瓶梅崇祯本各本之间的关系》[9]对各崇祯本的关系进行了详尽的论证，提出崇祯本是词话本的评改本。又在《金瓶梅词话本与崇祯本刊印的几个问题》[10]中，通过对“新刻”一词的辨析，结合明人的有关记载重申，这部《新刻金瓶梅词话》即是初刻本，刊成于天启年间；又结合文本的避讳与卷题情况指出，目前所见的崇祯本必据目前所见的《新刻金瓶梅词话》修改后成书，二者应是“父子关系”。
杨绪容的《从素材来源看金瓶梅的成书》[11]针对韩南《金瓶梅探源》提出《百家公案》中的“港口渔翁”（即第50回的《琴童代主人伸冤》）是《金瓶梅词话》第47回《王六儿说事图财西门庆受赃枉法》和第48回《曾御史参劾提刑官蔡太师奏行七件事》的来源的观点，将《百家公案》与《金瓶梅》中的同一故事进行比勘，认为《百家公案》并非《金瓶梅》的直接来源，进一步论证词话本和崇祯本确为“父子关系”。
对《金瓶梅》文本的解读既是“金学”的重头戏，也是研究的终极指归。学界普遍认为，在外围研究很难取得突破的情况下，研究应当回归文本。
《金瓶梅》的创作主旨究竟是什么？学者们对这个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针对政治寓意说、孝子复仇说、苦孝说、讽劝说、暴露说、愤世嫉俗说、影射说、性恶说、精神危机说、商人悲剧说、性自由悲剧说、人欲张扬说、文化悲凉说等观点，张进德《金瓶梅创作主旨新探》[12]提出，“四贪词”是打开《金瓶梅》创作深奥主旨的钥匙，“警世”、劝戒是兰陵笑笑生的根本立意所在。
其《理性的皈依与感性的超越——论金瓶梅的二元文化指向》[13]进一步指出，《金瓶梅》是世俗价值观念与宗法传统道德观念的特殊浑融。
作者的理性指向表现为对宗法传统价值观念的皈依，而艺术描写的感性指向则表现为对作者理性思维定势的超越。这种情况最突出地体现在小说的妇女观、宗教观以及对新崛起的商品经济和社会意识的评判诸方面。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互不包容的二元价值指向，既与中国封建城市市民本身的素质有关，又和中国封建知识分子的本质属性相联，同时也决定于明代中叶这个多元文化并存、竞争的特殊时代。
新世纪以来，不少学者将《金瓶梅》放在人类、人性、自然、社会等层面来观照其文化意蕴。
如陈东有在《金瓶梅词话道德说教中的哲学命题》[14]中认为，《金瓶梅词话》中的反酒色财气的节欲观是作者道德说教的主要内容，这使得作品向人们提出了一个永恒的哲学命题：人应处理好表现在人自己身上的人与自然的关系，社会的人与自然的人应和谐生存。
李汉举《欲海迷失的批判：金瓶梅的审美选择与文化反思》[15]认为，《金瓶梅》通过对人欲放纵的冷峻解剖，作出了放纵必将导致毁灭的悲剧性观照。它以生动的形象和深刻的艺术表现告诉人们：礼崩乐坏，在没有足够的思想和理论准备的情况下只能造成巨大的社会灾难；随商品经济而来的人欲的膨胀，使人陷入纵欲主义的漩涡，也只能造成现存社会制度和文化形态的迅速恶化，而不可能创造出新的健全的文化和文化心理。
肖扬碚在《人类自我反视的一面镜子：金瓶梅文学主题的开拓性价值》[16]中认为，《金瓶梅》多层次多角度地透视出了人类的本性、人性的弱点以及这种弱点而产生的人性异化的种种状况，在中国小说史上具有开拓性意义，对现实人生也有一定警示作用。
与会代表合影
《金瓶梅》孕育于16世纪复杂的文化背景之中。此期中国商业文明高度发达，故其融含着浓郁的商业文化因子。
邱绍雄在《论金瓶梅中的商业老板与伙计关系》[17]中认为，《金瓶梅》表现了一种新的人伦关系——商业老板与伙计之间的雇佣关系。雇佣双方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是一种新的人伦关系的萌芽。
王伟的《商人文化与金瓶梅》[18]提出，《金瓶梅》作为一部写商人生活的小说，在取材、人物塑造、价值评判以及对各种消费品的描绘等方面表现出的特征都与商人文化有关。
此外，张艳萍的《试论王阳明“良知”论对金瓶梅的影响》[19]、成晓辉的《金瓶梅的佛教精神》[20]分别就王阳明“良知”论对小说的影响、《金瓶梅》的佛教精神进行了分析。
文学是人学，小说是以塑造人物形象为中心的，通过完整的故事情节和环境描写来反映现实生活。
《金瓶梅》成功地塑造出了一大批具有典型性格的人物群像，上自帝王权臣，下至市井平民，三教九流无所不包，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有数十人，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典文学人物画廊。
这些人物大都纳入了研究者的视野，其中对西门庆、潘金莲形象的研究尤其突出。
关于西门庆形象的研究，在20世纪主要是围绕西门庆究竟是封建官僚还是新兴商人而展开论争。
卢兴基于年发表了《论金瓶梅——16世纪一个新兴商人的悲剧》[21]，认为西门庆是“新兴商人”，由此掀起对西门庆的商人身份性质的争论。
如高培华、杨清莲的《金瓶梅：一个特权商人的恶性膨胀史——与“新兴商人悲剧”说商榷》[22]指出，西门庆不仅不是“新兴商人”，也不是从事古老商业的普通商人，而是一个特权商人。
曹炳建的《明代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封建商人的典型——金瓶梅西门庆形象新论》[23]则认为，不论是从财产来源还是经营模式看，西门庆都不具备新兴商人的性质，而更多地带有封建商人的特征。他虽然亵渎封建政治，破坏封建秩序，但他破坏和亵渎的却正是封建政治、封建秩序中最符合民众利益的部分。
他固守封建等级制度和封建婚姻制度，以残害女性为乐，和明代后期新兴市民以及启蒙思潮的思想家们并无共同之处。他所固守的正是封建政治和封建秩序中最丑恶的部分。
他放纵的性生活，非但不具备丝毫的人文主义精神，反而是对人性的践踏和背叛。
他在商业经营中表现出一些新经济的因素，但这并不足以撑起一个“新兴商人”的形象，他仍然只能是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封建商人的典型。他作为一个封建商人，是新兴商人的远祖，但却不是新兴商人本身。
许建中《从市井到官场的角色转换：西门庆形象再论》[24]指出，《金瓶梅》中的西门庆是一个极具时代特色和认识价值的人物形象。他在短时间内由一个阒然无名的“市井棍徒”，摇身变为手眼通天、声势显赫的掌刑千户，金银贿赂自然是其官运亨通的主因。
同时，西门庆进入官场之后，有意识地在生活方式和言行举止上向仕宦阶层靠拢，以求获得官僚集团的认同，最终完成了由市井到官场的角色转换。
杨虹《西门庆形象的文化启示》[25]认为，在明清小说中，《金瓶梅》敏感地抓住特殊时代非主流的商业文化精神，在形象刻画商人西门庆“若猛兽鸷鸟之发”的经商谋略、“结交官府即暴富”的从商信仰及其“占有与自毁逆向互动”的人生轨迹的同时，深刻展现了商业文化与封建正统文化之间的对立和冲突，人物形象塑造具有深刻的“社会文化启示录”意义。
胡金望、张则桐《从西门庆形象看晚明官商文化的特征》[26]提出，《金瓶梅》男主人公西门庆形象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从他的发迹变泰的历程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社会到了明代中叶出现了具有新的时代特征的官商文化，16世纪末17世纪初的中国没有融入世界的经济、文化体系，官商文化应该是强大的阻碍力量。
《金瓶梅》的重要的认识意义在这里突显出来。霍现俊《西门庆原型明武宗考》[27]提出，《金瓶梅词话》的作者采用多种艺术手段在作品中多处暗示，西门庆形象的原型是明武宗。
董文成《怎样把握西门庆其人的社会阶级本质：读金瓶梅札记二则》[28]认为，西门庆是从封建母体中刚刚分娩出来的新兴市民阶级的人物，是大胆进行资本原始积累的新兴市民中的激进分子，是从城市市民中孕育出的早期资产阶级的胚胎。
李双华《西门庆——专制政体下商业资本的缩影》[29]认为，封建的专制政体是商业资本的绝境，西门庆的纵欲寻欢直到最终暴死，正是明代商业资本找不到出路的生动写照。它预示着明代的商业资本只能与封建体制一同腐烂下去，而进不了近代社会的大门。
邱绍雄《买卖：西门庆的灵魂》[30]提出，西门庆的灵魂在与女性和官权的交往中得到了最充分的表现，在“重义轻利”、“重农抑商”的传统中国，张扬着一种全方位的交换意识和买卖精神。
电视剧《水浒传》西门庆剧照
潘金莲被人称为“千古第一淫妇”，张竹坡在评点中更是痛加贬斥“金莲不是人”（读法三十二）。
20世纪中前期，研究者对潘金莲有进行简单定性、一笔抹杀的倾向，以道德评价取代了审美探索，以阶级定性代替了艺术分析。20世纪后期，对潘金莲形象的研究则逐渐深入全面。
张进德《畸形时代造就的畸形性格——谈金瓶梅中潘金莲形象的社会蕴涵》[31]指出，潘金莲的悲剧是由她所处的病态社会造成的。她为私欲而争斗，又终于被湮没在私欲的海洋中；她既是值得诅咒的人物，又是一个不幸的殉葬品。
罗德荣的《潘金莲命运的轨迹》[32]认为，潘金莲在遭受性压抑后曾饱尝了“半个人的孤独”，因而执着地“寻找自己的另一半”，但追求和失落同步，她堕落成“可悲的杀人犯”，进入西门府的潘金莲，虽然兴风作浪，嫉妒争宠，但在这一心理的背后，又充满“百年苦乐由他人”的悲哀和无奈。从比较的角度进行探讨的文章，一种是将潘金莲与其他小说人物比较。
姜超的《论潘金莲》[33]把王熙凤与潘金莲作比，认为王熙凤和潘金莲都注重在能量耗散中取得满足。但“王熙凤的精力不仅有向权力方位耗散的条件，也有向金钱方位耗散的机会，更有向性方位耗散的方便”。而潘金莲“所有的精力只能耗散在性欲上”，这就注定了她的悲剧命运。
另一种情况是将潘金莲与域外文学的女性形象作比较。如潘金莲与查特莱夫人、莎乐美等的比较。新世纪以来，针对潘金莲形象，又有大量文章发表。
袁国兴《“潘金莲母题”发展及其当代命运》[34]认为，潘金莲的“美”与道德失范两种对立的情感因素被熔铸在“潘金莲母题”的具体意象上，象征性地显现了人的伦理意识和自然情感冲突。
这种冲突人类的过去、现在、将来都会遇到，都在想办法解决，又永远处在妥协的状态中，母题原型便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发展演化着。
黄霖的《晚明女性主体意识的萌动及其悲剧命运——以金瓶梅为中心》[35]指出，晚明作家所表现的女性主体意识有所觉醒的主题，往往集中地反映在人欲与天理的冲突中。
《金瓶梅》中的潘金莲主体意识的萌发，毕竟超越不了那个社会的规范，不能不以一种扭曲、甚至是变态的形式出现，最后只能以悲剧告终。
刘传霞《论潘金莲形象及其叙事功能在新文学中的演变》[36]认为，潘金莲作为中国古代文人创造出来的文学人物，在几百年的传承与重复中已经成为一种文学母题被不断地重写或再叙。
但是，在封建意识形态的掌控之下，潘金莲故事巨大的阐释空间被压抑和束缚，人们的读解系统仍然局限在封建的伦理道德观之上，潘金莲形象只是朝着程式化的方向向前滋长。
一直到20世纪的现代中国，在西风的涤荡之下，潘金莲才从一个舞台、民间话语中的符号化的人物中走出，以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爱的人的形象走向人间，参与不同时代社会话语的构建
。此外，西门庆的其他妻妾吴月娘、李瓶儿、孟玉楼，婢女庞春梅、奴仆妻宋慧莲及帮闲应伯爵、妓女等形象也都有相关的文章给予探讨。
在对其结构艺术的探讨方面，张锦池的《论金瓶梅的结构方式与思想层面》[37]指出，《金瓶梅》是以西门氏的盛衰为明线、以权奸们的荣辱为暗线，西门庆和蔡京是一明一暗的两个中心主人公，“宇给事劾倒杨提督”一案实乃一部大书深层意蕴的总纲。
宋培宪《论“金瓶梅世界”的艺术建构》[38]提出，兰陵笑笑生在小说中建构的是一个以家庭婚姻生活圈、社会经济生活圈和官场政治生活圈相纠结的“三位一体”的艺术世界。
这一艺术世界的价值和意义既体现在能够净化人的心灵，升华完善人性，又体现在对个体与群体生存情态及其意向的创造性发现与开拓上。
与结构艺术紧密关联的是小说的叙事模式。
阎秀平、许建平的《金瓶梅对小说叙事模式的创新》[39]认为，《金瓶梅》创造了一种大不同于前的新的小说叙述模式模板：叙事顺序与结构由单线纵向式演变为多线纵横交叉式。
叙事的空间与时间展示由平面线性的跳跃式，演变为立体展放式。叙事意象结构在做纵向叙述的同时，更注重意象间的横向联系，叙事焦点则是由事向人再向人的本质的个性化的转换。
王平《金瓶梅叙事的“时间倒错”及其意义》[40]运用叙事学理论分析了《金瓶梅》在“时间倒错”上的基本特征及其功能意义在时距、预叙、频率三个方面的具体体现。
王建科《论金瓶梅中西门家族的社交圈及其叙事张力》[41]认为，《金瓶梅》中西门庆家族的社交圈基本为七个，中心是家庭、亲属交际圈，家庭网与社会网相连接，就构成较为复杂的网状叙事结构。
范正声《巧合情节的叙事功能：金瓶梅叙事艺术初探》[42]分析了巧合情节在《金瓶梅》叙事中的叙事功能；
常金莲《金瓶梅意象的叙事意义》[43]分析了小说的意象运用及其在人物塑造、情节发展中的作用与意义；
魏远征《岁时节日在金瓶梅中的叙事意义》[44]分析了岁时节日在《金瓶梅》中特殊的的叙事意义等等。
关于《金瓶梅》的美学贡献，一直受到学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