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耕身：拿什么来对抗体制性遗忘
作者:杨耕身央视《新闻1+1》日前报道，6年前，为了抢救生命，激素类药物曾被大量用于非典紧急治疗，激素的副作用导致部分患者股骨头坏死。这个被称为非典后遗症患者的群体，大部分目前生活艰难，6成家庭变故。“2003年SARS的记忆在当时是如此的鲜明，但是仅仅6年的时间，好像变成了一段非常遥远的历史，在我们的记忆中隐退了。”*说，媒体有一个责任就是制止遗忘，尤其不该存在的遗忘。我们将以怎样的愧疚或负罪感来面对六年以来的非典后遗症群体？因为遗忘，我们甚至不知道这个非典后遗症群体到底有多大。非典时期，全国报告的病例是5000多例，死亡300多。那么在所有幸存者中，罹患后遗症的群体到底有多大，他们在怎样无力地面对各自的生存？我们仿佛知道有这样一个群体的存在，但六年以来，我们的脚步从未走近他们，我们的目光也从未看见过他们。其中甚至包括那些在非典时期冲在前线的医护人员。据今年6月《南方周末》报道，一位叫许瑞芹的北京某医院护工管理人员，在护理非典患者时受到感染，但自从出院后，她就逐渐变得“没人管”了。这仅仅是许瑞芹一个人的命运吗？但在另一方面我总觉得，如果说遗忘，很难说那是全社会的遗忘。至少如我们所见，关于非典后遗症患者现状，央视的报道是源于三名大学生所做的社会调查。因此如果说有一种遗忘，那其实是来自公共卫生体系的遗忘，这才是真正让人沉痛的遗忘。拿什么来构建一种坚定的守候与呵护，并制止一种体制性遗忘？无论如何，一套行之有效的公共卫生体系，不应遗忘或抛弃任何一个病患。这也正是*所指出的，我们现在已经通过非典学会了一个新的东西，就是面对危机和突发的这种公共卫生事件。但是对于一些后遗症，我们还应该有一个后救援，这样的话全社会救援的应急系统才是完整的。这种“后救援”，包括必须的司法救济，更完善更人性的制度安排。我们只有这样，才可能找到对抗遗忘的方式，遗忘才不会成为一份永远的社会歉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