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介绍
高放（-）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荣誉一级教授。
口述整理：
耿化敏，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史*建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共*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研究员。
吴起民，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宣传思想工作研究重大课题“中国共产*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历史考察和历史经验研究——以中国人民大学为例”(—ＲUCSZH)、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共*史学学科发展史研究”(16BDJ)的成果。
文章来源：《中共历史与理论研究》第5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年版。
摘要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上在全国首先创建的一门新学科。长期以来，它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治经济学、中共*史、科学社会主义等特色学科反映中国人民大学的光荣历史和发展轨迹，为新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教育研究和人才培养做出了重要贡献，为新中国*治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两个一级学科的孵化和发展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作为这门学科的倡议者、建设者和见证者之一，作者依据自己亲身经历的60多年往事，记录了这门学科由中国人民大学创建并走向全国的发展历程和经验教训，以纪念中国人民大学成立80周年，为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特色学科发展史研究、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提供参考。
引
言
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于年出版一套“中国学术百年丛书”。其中有一本《国际共运史学》，由北京市社科联、北京市国际共运史学会组织13位本专业中青年学者合作撰稿，由中国人民大学李景治教授主编，有6位老学者担任顾问，我名列第一，可以说是首席顾问。可惜，我没有尽到责任，没有参与该书的定稿工作。到年春天，我读到新出版的这本全景式综述百年来我国对国际共运史研究的近22万字的专著，只是分为7个阶段分述评析各个阶段有代表性的作品，没有具体说明国际共运史作为一门学科在我国是何时开始建立的、何时开始在高校开设国际共运史课程、何时开始招收本科生和研究生、何时开始设立博士点、何时成立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并创办《国际共运》期刊等。这些问题理应在这本百年学术论著中加以说明。
在我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作为一门学科，首先在年秋后由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马列主义教研室带头创立，年后其他几所重点大学紧步跟上。在当时“左”的路线影响下，这门新兴学科建设在曲折中发展，不断出现偏向。年改革开放以来，这门学科迅速恢复和发展。年，教育部规定国际共运史为全国高校文科公共*治理论必修课。年，北京市首先成立国际共运史学会，并且创办《国际共运教研参考》刊物。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第一个国际共运史专业博士点。年，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成立，并把《国际共运教研参考》改名为《国际共运》，作为全国学会的学术期刊。从年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开始出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至年出版21卷。苏联东欧剧变后，年代这门学科趋于衰落。在积极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话语体系的当今，这门学科亟待重新振兴。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是中国人民大学在全国首先创建的一门新学科，反映着中国人民大学的光荣历史、发展轨迹和学科特色，为新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教育研究、人才培养和*治学学科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我曾是中国人民大学前身之一华北大学的研究生，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后一直在学校工作，从年起一直参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学科建设，迄今已经整整一个甲子年，可谓这门学科的建设者和见证人。如今，与我一起参与这门学科建设的多位老同事、老朋友都已经先我辞世了！在年校庆80周年之际，我感到很有必要把我亲身经历的往事笔录下来，供后人研究参考，以展现中国人民大学的不凡历史，并促进这门学科的新发展。
一课程始设：从苏共*史到国际共运史(～)
年中国人民大学组建伊始，学习苏联经验，要在全校开设一个公共*治理论课，课程名称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课程内容是苏联共产**史，基本教材是年由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编、联共(布)中央审定的《联共(布)*史简明教程》。实际上，这本教程是联共(布)中央总书记斯大林主编的，目的是统一全*思想，最后由斯大林修改定稿。书的内容是从年建立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写起，至年苏联新宪法的实施。为什么把苏共*史教程称为“马列主义基础”呢？当时它有“百科全书”和“百年总结”的“二百”经典著作的说法。这本教程于年10月1日出版后，共产国际年当即发布决定，把这本教程定性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百科全书”，要求各国共产*组织学习。毛泽东于年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说，这本教程“是一百年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的综合和总结”。实际上这本教程只写了苏联共产*一个*的历史，远不够马列主义的百科全书，而且只写了苏共从年到年54年的历史，远不是一百年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
我是年在北京大学学习时，暑假期间从参加革命的同学处第一次借读到这本教程。年初，我投奔解放区参加革命。同年秋，我在河北正定华北解放区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读研究生时，在何干之老师指导下，又细读此书和其他多本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年3月，我跟随华北大学迁到刚和平解放的北平后，结束了华大研究生学习生活，担任华大学习助理员(相当于助教)，帮助新入学的学员学习社会发展史、新民主主义论等课程。年，中共中央以华北大学为基础创建中国人民大学后，我在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执教，讲授马列主义基础课程。由于我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又担任过近一年半助教工作，所以我开始从事苏共*史教研工作后，得心应手，成绩较为突出。年，为配合国内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我在全国科学讨论会上发表《从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汲取镇压反革命的经验教训》，受到好评。随后，我每年都发表理论联系实际的论文。在讲解俄国社会民主*的特点时，我联系国际共运史上共产主义者同盟和德国社会民主*等加以比较。当时，我就感到要深入观察苏共*史，就必须熟悉国际共运史。
年2月苏共二十大召开，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揭发批判了斯大林搞个人崇拜、个人专断的严重错误，与会代表也在会上披露了《联共(布)*史简明教程》中许多违反事实的严重错误。这样从年春天起，我们教研室内部就在酝酿马列主义基础课程内容如何改革的问题。高等教育部主管高校*治理论课的同志也来听取我们的意见。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首都的大学排名榜中，媒体报道时一直是人(人大)、北(北大)、清(清华)、师(北师大)的顺序。因为当时中国人民大学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和中央人民*府创办的第一所文科综合大学，又是第一个全面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新型大学，更是第一个按照苏联模式开设公共*治理论课的大学。当时，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在讨论马列主义基础课程改革时，约有三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主张把原来的苏共*史扩大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理由是原来我们讲苏共*史时就已经涉及国际共运史上的诸多问题，当今发现苏共的一些历史性错误时更要从一百年来国际共运史的发展中来认清其根源，中国的革命与建设仍然要全面吸取国际共运史的经验教训。
第二种意见主张改设科学社会主义概论。理由是哲学、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分别开设这三门课，便于大学生全面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国际共运史依然偏重于历史，它比苏共*史内容更丰富，大学生不宜花更多时间去学历史。
第三种意见是我提出的文理科大学生要分别对待。文科大学生要开设国际共运史，国际共运史固然是世界近现代历史的一个重要内容，但是我们不是把国际共运史作为历史课来开设，而是作为一门重要的*治理论课，主要是总结一百多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教训，说明国际共运的理论、纲领、路线、方针和*策及其变化；理、工、医、农科大学生则要开设科学社会主义概论，可以用较少时间让大学生掌握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我的意见得到许多人赞同，高等教育部也采纳我的意见。
年5月22日，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历史系，把原直属校部的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和中国革命史教研室合并为历史系，分设苏共*史和中国革命史两个专业。这时传来了国家副主席刘少奇的批示，他主张文科大学生开设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于是，高等教育部责成中国人民大学准备开设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课程，同时组织教师编写科学社会主义概论教学大纲，由我校历史系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主任云光负责领导编写组，另抽调几所高校的有关教师参加(我校参加的有刚从马列主义研究班毕业留校任教的曾汉祥同志)。马列主义教研室的老教师大多主张把历史系的苏共*史专业扩大为国际共运史专业，同时筹备开设国际共运史课程。大家在讨论中认为，如果开设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内容将更为广泛，除共产*领导的共产主义运动外，还要包括社会*领导的社会主义运动。
我积极主张按照文科与理科有别，分别开设国际共运史和科学社会主义课程，并且由我带头在我担任班主任的年秋后入学的马列主义基础研究班首先开设这门课程。中国人民大学从年起就承担教育部领导的为全国高校培养四门*治理论课教师的任务。为此，中国人民大学设置了马列主义研究班，下设马列主义基础、哲学、*治经济学和中国革命史四个分班。这个马列主义研究班起初是一年制，随后改为二年制、三年制。
年招收的马列主义基础研究班就是三年制，共有83个研究生。既然马列主义基础课的内容要从苏共*史改变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和科学社会主义，这两门课要同时开设，以使他们毕业后分配到各类高校，这两门都能讲授。年秋，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还由国家为我们聘请来最后一位苏联专家，他是苏联历史学副博士、副教授冈察洛夫。马列主义基础研究班的科学社会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课程主要由他主讲。他每周或隔周讲授一次，共讲28次。年8月，中国人民大学正式出版了他的讲稿中译本《科学社会主义史》，其内容是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交叉组合的。我至今还收藏一本作为纪念。苏联专家讲完课后，每个专题都由我进而做辅导报告，还要主持课堂讨论、解答问题，期末还负责考试、评卷事宜。～年这一年，我边学边教，总算把国际共运史和科学社会主义这两门课的内容都掌握了。
二学科初建：国际共运史的教学(～)
国际共运史作为课程开设后，首先面临的就是教学研究参考资料的奇缺。年秋，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领导要我负责选编一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教研参考资料，供本校和全国高校开设国际共运史课程使用。这套丛书是我悉心指导资料室曹德成、张心绪等几位资料员选编的，从年8月至年8月先后出版13本。我至今完整保存，现在除本校图书馆外，其他单位很难保存齐全。这套书定名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资料汇编》，以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列宁主义教研室名义编，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32开本，封面封底为*底红字，统一规格，有统一书号，每种为十几万至二十多万字，都只印多册。这13本资料依序是：《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诞生及其基本思想》《欧洲年革命》《第一国际》《巴黎公社》《第二国际》《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第三国际》《20～30年代国际工人运动和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各国共产主义**的诞生和发展》《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和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共产*和工人*的*纲和*章》。
每本书前说明这套资料是依据本教研室草拟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纲目”分册整编的，每册的资料都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资料索引，第二部分是资料选印。以《第一国际》这一册为例，资料索引这个部分列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有关著作，第一国际历次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已译成中文的文件，有关第一国际的中外论著和论文，共有75条。资料选印部分收入马克思关于第一国际和爱尔兰问题的五封信，第一国际五次代表大会和两次代表会议的主要文件，第一国际末期的几个文件，还有李大钊年写的《马克思与第一国际》，柯柏年年写的《第一国际奠定了工人阶级国际组织的基础》，赵毅敏年写的《第一国际》；还有苏联洛佐夫斯基《马克思主义与工会》一书中选印《第一国际与工人运动》和《马克思反对蒲鲁东主义和巴枯宁主义》两个部分。另由我们教研室翻译*良平从苏联《历史问题》年第11期翻译一篇A.M.谢皮洛写的《卡尔·马克思与第一国际中的英国工联》。由上述可见，每册选印的资料既有历史文献、经典著作，又有书刊、中外作者的论著，有的增添我们新译的文稿。资料室的几位同志在选编中遇到困难或者需要加以注释和说明时，都由我给予帮助。
这13本资料汇编计有多万字，为国际共运史这门学科的建立做了基础性的准备。这套资料汇编虽然书后印有“校内用书，仅供参考”，实际上为全国其他高等院校国际共运史新课提供了基础性资料。现在看来，我参与编辑的这套资料汇编，选题还有欠缺。国际共运史的研究对象理应是共产主义**领导以工人运动为主的人民群众为掌握*权、逐步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历史，所以还应该增加共产主义者同盟、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阵营等选题。
年反右派斗争后，全国高校*治理论课停开一年，全改为“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掀起后，许多高校师生下乡参加人民公社化运动。年7月1日，我校历史系的马列主义基础和中共*史两个专业分别成立马列主义基础系和中共*史系。马列主义基础系由原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云光担任系主任，在系之下分设国际共运史教研室、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
在全国“大跃进”的背景下，新成立的马列主义基础系决定上马两个向“大跃进”献礼的大项目，即编写两卷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动员全系师生编《列宁全集》注释。后者涉及众多历史事件、人物、典籍、典故，本科一、二年级学生多人参与这项编写工作，他们入学不久，学习过的课程不多，不熟悉怎样去查找有关资料。教研室就要我每天坐镇资料室，为学生们排忧解难。我没有参加两卷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编写，但教研室近60个师生在20天之内分工赶写出来的多万字的初稿因为赶送人大出版社付梓，要我连续几天不分昼夜为之统修定稿。由于时间紧迫，我只能在统一规格体例、统一名词术语(如有人写普鲁东，有人写蒲鲁东)、统一引文出处、改正错别字、改正欠通顺之句、改正不准确史料等方面尽力而为，对于各章内容的短缺就来不及去填补了。
这两卷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年9月、11月赶印出来，作为国庆节科学“大跃进”的献礼。第1卷51.5万字，第2卷71.5万字，各印册。除印出少数精装本向上报送外，在社会发行的全是平装本。我个人至今保存的两套精装本，可以说是稀世善本了。该书注以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系编，突出了新成立的系的名称，没有署名国际共运史教研室，更没有署任何个人的姓名，以致各章由谁执笔现在都说不清了。该书在编者前言中说明：“这书是在科学大跃进的形势下，改变过去少数人执笔的状况，破除迷信，打破原来的计划，采取师生大协作的办法，加快速度，苦战二十昼夜写成的。前后参加这一工作的，共计有教员15人，研究生45人，并得到本校出版社的大力支援。”“写作本书的目的是为了供教学需要和今后进一步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创造条件。”
全书把多年国际共运史分为4个阶段，即分为4编：第1编自19世纪三四十年代至年，即从西欧工人运动兴起和马克思主义诞生至年巴黎公社革命；第2编～年，即从巴黎公社的失败至俄国年革命；第3编～年，即俄国十月革命；第4编～年(因校对不周，误排为～年)，即讲第二次世界大战；第5编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世界体系形成后。全书共分18章，一直写到年我国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它是由人大师生在20天之中作为科学“大跃进”的产物赶写出来的，较为粗糙，缺少广度和深度，但是毕竟第一次把国际共运史学科的基本框架构建起来了，内容涵盖了国际共运史的五大国际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第三国际和共产*工人*情报局)、五大革命(欧洲年革命、年巴黎公社革命、年俄国革命、年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和三大**(德国社会民主*、苏联共产*和中国共产*)。中共从建*起各个时期的重大活动在该书中都有部分反映。总之，这是中国学者集体创作的首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教材。
从年至年，短短三年时间内，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带头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这门学科在全国初步建立起来了。标志着这门学科初步建立的大事有三件：第一，是编辑出版了13本多万字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资料汇编》；第二，编写出版了两卷本多万字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第三，从年开始招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专业的研究生和本科生，合计多人，年开始在研究班开设国际共运史新课，本科生从年也开设国际共运史课程。这三年培养的研究生和本科生后来大多成为全国各级各类学校国际共运史专业的教学研究骨干，如北京大学曹长盛教授、浙江大学边鹏飞教授、广西师大曾道宏教授、中共中央*校张中云教授、中央社会主义学院高敬增教授、山东大学赵明义教授、河南大学姜大为教授等等。
三国际共运史学科的曲折发展(～)
年后，中国共产*的指导思想和基本路线逐渐转向“左”的方向，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学科建设产生了影响。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年编写的首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在编者前言中强调国际共运史是在掌握史料的基础上，围绕两条路线的斗争，着重阐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和经验，指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规律的*治理论书籍。由于全书以两条路线为中心来阐发国际共运的理论和经验，所以最后一章就把“各国共产*反对铁托集团修正主义的斗争”单独作为一个节来撰写。年，中苏两*的分歧与争论公开化。这年，为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中共中央发表了3篇重要文章，即以《红旗》杂志编辑部名义发表的《列宁主义万岁》，以《人民日报》编辑部为名义发表的《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和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于年4月22日在纪念列宁诞辰九十周年大会上的报告《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这三篇重要文章实际上公开了中苏两*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严重分歧，实际上已经把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从南斯拉夫铁托集团转向苏联共产*的赫鲁晓夫集团。此后，中国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斗争越来越加剧。这不能不影响到刚刚创立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学科。
年9月，学校决定把刚成立两年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系改名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治学系。因为马列主义基础这个名称内容广泛，改名后就明确集中研究*治学。在系之下，除了国际共运史教研室外，把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改名为*治学教研室，另建立了西方*治思想史教研室。从这时起到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前，这5年多时间内系的名称、系的专业设置和系领导以及国际共运史学科建设都发生过重要变化。
年原系主任云光调离后，人大法律系主任杨化南转任马列主义*治学系主任。他走马上任后，调研系的专业设置问题，广泛听取教师们的意见。当时，系里的教师提出了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既然我们系已经改名为马列主义*治学系，就应该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专业。有人认为，国际共运史与中共*史应该划归世界近现代史专业，中共*史应该划归中国近现代史专业，*治学系除*治学专业外，还要增设世界*治专业和中国*治专业。
年6月27日，杨化南主任就*治学系专业设置问题向校领导写出书面报告。他认为，国际共运史必须作为一门独立的专业和课程来开设，不能归并到世界近现代史专业课程中去。国际共运史是通过多年国际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历史实践来总结并阐述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思想的发展。虽然也要讲历史，但据其基本性质来说是*治理论课，而不是历史课。如果过多地讲国际共运历史过程，势必影响到重大理论问题的阐述，那样就会改变国际共运史课程的性质，即把国际共运史这门*治理论课改为世界历史课的一部分。一般说来，当然也可以把国际共运史作为世界近现代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来开设和研究，但是在我们学校从年秋后起已经把国际共运史作为一门独立的*治理论课来开设，已经编写出教学大纲，出版了成套资料，两大厚本国际共运史教材，已经有7年教学实践经验。当今在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理应加强国际共运史这门专业和课程，作为全国培养国际共运史课程教师的重要基地。当今全国各个综合性大学、*法财经院校、师范院校都开设国际共运史教程，大有增长的趋势。现在我校学生要求学习国际共运史的呼声也愈来愈高。年，除本系外，全校只有中共*史系一个系开设国际共运史。年，开设国际共运史课程的系在全校已增到七个系，下学期要增至八个系。总之，从课程的性质、学习理论的方法、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需要、校内外的需要以及现有的基础来看，国际共运史不能归并到世界近现代史中，不能削弱，必须大大加强。这份写给校领导的报告，说实话，当时采纳了我提出的意见和提供的具体信息。
年6月，南京大学校长郭影秋调到中国人民大学担任副校长、*委书记，协助吴玉章老校长办好中国人民大学。郭影秋主持校*后，采纳了杨化南系主任在上述报告中提出的意见。8月12日，中共中国人民大学委员会办公室于8月12日发出《会议简报》第22期，其中说：“从当前国际、国内阶级斗争来看，*治学系应该在方案(指中国人民大学改进工作的方案——引者)的最前头，其次是*史系、*治经济学系、哲学系。当前反对修正主义是重要认识、重要任务，学校应考虑*治理论系重点之一。”
正在学校新领导非常重视*治学系、非常重视加强国际共运史专业之时，到年又有新的变化。中共中央为加强加快培养国际*治人才，决定在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设立国际*治系，分工重点研究三类国家。人大管苏联东欧国家，北大管亚非国家，复旦管欧美国家。年5月，人大马列主义*治学系又改名为国际*治系，杨化南已调离人大，由本系老教师、三八式老干部徐景秋担任系主任。国际共运史仍然是本系重点学科，另增设民族解放运动教研室和帝国主义教研室。年，学校又另建苏联东欧研究所。
为配合形势发展和国际共运史学科建设的需要，～年我独自编出《论共产主义公社》、《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空想社会主义批判》、《无*府主义批判》(上下册)之外，还同系资料室同志合编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无产阶级革命、论无产阶级专*、论不断革命、论无产阶级**等多本资料。年秋后，我下放我校设在北京市南部的一个农场劳动锻炼。
年初，我又被调到京郊*土岗公社参加整社工作。这一年多时间参与整社工作，使我了解到人民公社制度在发展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例如，在农村是否要解散年人民公社建立的公共食堂，这在农民中引起很大的争议。我们原来以为农村办起公共食堂，便于农民不要自己每天都做三顿饭，这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表现。可是广大农民群众都主张解散公共食堂，因为食堂吃不好、吃不饱。可是生产队的干部和食堂工作人员却坚持要办食堂。生产队的领导人认为这是*的决策，不能听群众意见随意解散，不能做群众的尾巴，要说服群众，而在食堂工作的农民显然是由于他们有利可图，所以不愿意解散食堂。作为整社工作组人员，我感到绝大多数群众不愿意吃食堂，讲得有道理，在经营和供应条件十分困难的条件下的确难以办好公共食堂，满足农民的需要。但是我怕犯盲目跟随群众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在农民大讨论中我不敢表态，只是冠冕堂皇地说：“我们会把大多数群众的意见向上级**领导反映。”不久后，北京市委下达文件，同意解散公共食堂，农民皆大欢喜。我从中受到深刻教育，看到人民公社发展中“左”的过急做法，看到*的领导人是在走群众路线，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切实改正错误。
年初，大概是学校领导了解到我一年多来在农场劳动和农村整社中表现良好，进步较快，所以就把我调回学校，要我参加编写全国国际共运史教材工作。原来，年教育部决定高校文科要使用中国教师自己编写的教材(年代文科多是采用苏联教材)，教育部为此还成立文科教材办公室，负责组织落实这项重要决定。国际共运史教材交给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共运史教研室组织编写，由中国人民大学*委书记、副校长胡锡奎负责此事。胡锡奎知道我下放锻炼的情况后，在整社工作尚未结束之时就把我调回学校，参加国际共运史教材编写组的工作。
从年5月到年2月，历经一年又九个月，人大国际共运史教研室共有20个新老教师参加这项编写工作，另外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河北大学各有一位教师参加编写。最后，由理夫和我负责统修定稿，然后交胡锡奎审阅。年暑假，他调我到北戴河人民大学休养所，提出修改意见，然后由我统修，于年2月铅印出一部完整的送审稿送教育部、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外交部、人民出版社(预定由该社出版)和一些高等院校。
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这部书稿被造反派认为是“反*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大*草”，我因系两次负责统修者而遭到猛烈批判。年粉碎“四人帮”后，人民出版社找到我，要我组织一个班子为之修订，到年夏天修订完毕，最后又由我统修一遍，于年12月2日定稿，到年4月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公开出版。全书54万字，先是分上下两册印刷，后又并为一厚本，还出版过精装本。该书署名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编写组，只是在书末最后一页《编后记》中写前后参与编写者25个人的姓名，其中只有理夫和我两个人出现两次，因为我们两个人在年代参与编写，年代又参与修订。在改革开放前后，全国都迫切需要国际共运史教材，所以此书到年10月又第2次印刷。两次计印数15万册。这本书为满足国际共运史教学和学科建设起了较大的历史作用，可以说是以中国人民大学为主编写的、经教育部审定的、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公开出版发行的全国首部国际共运史专著。从年至年，该书历经16年之久，我既参与初稿编写，又先后3次负责统修全书。
年初，我给本系本科生和研究班研究生讲授一些国际共运史课程。这年，系里开始招收导师指导的3年制正规研究生，最初是确定为硕士研究生，后因为年“左”的形势影响又改为不授予硕士学位，而且要他们延长一年毕业，与全系师生一起到陕西省长安县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直到年1月才毕业离校参加工作。年第一次招收的导师制正规研究生，是在年本系本科国际共运史专业的30个学生中挑选的5位优秀学生，系里要我负责指导三位，杨光远老师指导两位。在当时开展世界范围的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背景下，我指导的这三位研究生，被确定为批判第二国际的三个修正主义理论家，即肖如川批判考茨基的修正主义，蔡金培批判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高敬增批判普列汉诺夫的修正主义。杨光远老师指导马德太写年匈牙利革命，重点论证不是和平过渡而是暴力革命夺取*权，关园为批判王明在抗日统一战线中的修正主义。
年，我被学校评为国际共运史学科的副教授，上报教育部审批。早在年秋，我就已由学校评为副教授上报教育部，结果因名额限制，教育部没有批准。年3月16日，中国人民大学校务委员会讨论并通过了提升5人为教授、53人为副教授的名单。这次校委会讨论会前，系领导早已要我写学术成果材料。除了～年我新编多本上述有关材料外，年我下乡参加农村人民公社整社工作期间写了两篇有关工农联盟和城乡关系的调查报告上报，受到北京市委调研室的表扬。年在《教学与研究》发表《欧洲联邦口号的反动本质》，年在《人民日报》发表《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是世界风暴的新源泉》，年在《新建设》杂志刊出《十月革命是通过暴力革命取得胜利的》。这三篇紧密配合当时国际反对修正主义斗争的颇有影响的文章，显然足以有力地把我提升为我们系的副教授。
年初，经过学校人事处批准，我还被任命为马列主义*治学系资料室主任。实际上从年起，教研室领导就责成我兼任资料室工作。资料室有三五个专职的资料员，十多年来在我指导下，编辑出版过二三十种很有社会影响的资料汇编。头几年在讲授苏共*史时，编出了《〈联共(布)*史简明教程〉名称解释》，在我校主办的《教学与研究》上分期连载，年7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年7月又出版增订本，字数17万字。截至年7月先后印刷8次，累计册，在全国发挥了很大作用。资料室几位同志在编注中，从选定名词到查找资料来源、到文字上修改定稿，我自始至终都尽力帮助。～年，如前所述，我还指导他们选编出13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资料汇编》。年，我还亲自选编了多套材料。
我担任系资料室主任后，为配合国际共运史教学和国际上反修斗争的形势，主编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言论摘录》一书，于年10月19日编完复印，以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系资料室编的名义，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写明“校内使用，不得外传”，实际上在高等院校广泛流传，封底标明定价1.2元，各院校纷纷来采购。当时我还请中国人民大学编译室翻译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文件，增加补充我们所掌握的资料，分编3本三个国际的文件集。当我们基本上编好时，人民出版社历史组的负责人张玉兰亲自找我，要求把这三本书交人民出版社出版。她说由国家出版社出版，比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规格更高，影响更大。可是我把这三部书稿交去后，人民出版社就把我们增补的文件都删去，只作为3本纯粹翻译的书出版。这就是人民出版社于年2月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名义出版的《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历史资料》，署名伊·斯拉夫斯基编，分为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两册，另于年3月出版《共产国际文件汇编》3册，署名贝恩·库拉编。这5册都是由中国人民大学编辑室译。我倡议策划的这套三个国际的文件集终于正式出版，总算为国际共运史学科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文献。
～年，中共与苏共两*的分歧与矛盾激烈化、公开化。年6月14日，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发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随后从同年9月6日起至年7月14日中共中央的《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连续发表9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重头论战文章，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白热化。当时我们按照*中央的要求，在课堂上大力宣讲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各个问题，个人不发表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的文章，但是要借批判历史上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来论证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我除了在校内课堂上讲解外，还应约在北京市历史学会、解放**治学院等单位做反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报告。年，我写的长文《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从产生到破产》发表于《历史教学》。
根据毛泽东年8月关于文科师生要下乡的指示，国际*治系师生于年10月初到达陕西省长安县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当时简称为“四清”运动，即人民公社要清经济、清*治、清组织、清思想。我带领本科三、四年级学生被分配在西窑大队，在那里蹲点半年多。我深感当时当地山区农村落后、农业不振、农民困苦，农民连年交完公粮后，吃不饱，还要吃*府的返销粮。当时“四清”运动的重点是整“*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村干部多吃多占的现象是有的，但是“走资派”是走不出来的。我与山西省里派来的干部组成“四清”运动工作组，我担任副组长，并当选为工作组*支部宣传委员，负责向农民宣讲国内外形势和*的方针*策。我又不会说当地土话，这对我来说是艰巨的磨炼。到年6月学生们都返校去了，我还留下，在长安县委帮助撰写整社工作总结报告，直到8月才撤回。9月学校开学，我忙于开设国际共运史课程，还要负责我指导的三个导师制研究生的毕业论文。年初，我继续讲国际共运史课程，坚持以批判历史和现代修正主义为重点。
年5月，“文化大革命”风暴席卷全国，开始我还带头批判“三家村”的“反*反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言论。6月中旬开始，校内大字报铺天盖地，要揪出校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反动学术权威”。6月底，国际*治系学生造反派贴出大字报，指明我是中宣部“阎王殿”的“黑线”人物，是“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并且把我揪到学生食堂批斗，还到我家抄去我自年以来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和我十多年来编写的各种资料与积存的大量讲稿。实际上我只是在年6月的《教学与研究》上发表过《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后关于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设想》，我在文末写道：“尚未取得革命胜利的某些国家，将来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也是可能创造出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新范例的。”早在年反右派斗争时，教研室内部就已经批判过我的上述观点是深受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和平过渡错误观点的影响，我自己早已做过深刻检查。随后从年“大跃进”运动起，我一直紧跟*中央的部署，站在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前列，～年和～年两次下乡劳动锻炼和参与整社工作都表现良好，经受锻炼和考验，在教学与研究中表现出色。
年我作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挨批斗时才39岁，尽管发表过二三十篇文章，但是没有出版过一部有分量的著作，够不上“反动学术权威”的格，况且我是老解放区华北大学培养的研究生，更不反动。我这样申辩之后，造反派转向审查我参与写作和负责统修的厚达50多万字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教材。他们查不出书中有什么修正主义观点，只查出书稿引用《毛主席语录》只有一条，即在第8章第3节写到俄国～年革命的国际影响时，引用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的辛亥革命“是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他们硬说我是贬低毛泽东思想。我申辩说：“这一节正是我写的，你们可以向编写组的其他老师查证。当时编写组集体讨论后有规定：凡是毛主席直接论述某一事件的要引用，间接从理论上阐述的不引用。如果说我只引用一条语录是贬低毛泽东思想，那别人都没有引用该如何评定呢？”总之，造反派查不出我有什么修正主义反动观点，所谓“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就戴不上。“文化大革命”中，我经受了批斗和审查，没有查出问题，终于年底恢复*的组织生活。
～年，人大全校教职工都全家下放到江西余江县五七干校劳动锻炼与改造。当时许多教师举家下放离开北京前，都把身边的图书资料处理掉，因为大家都不知道将来会干什么工作。我坚信将来还会有机会讲授国际共运史，所以就把长期收藏的国际共运史书籍打包20个箱子寄存在学校留守处。后来，很多人都赞扬我有眼力。
年1月，中国人民大学被决定撤销。年12月，北京市委决定撤销中国人民大学在江西余江的五七干校，全部教职工返京等待重新分配工作。年5月，中国人民大学各系所按建制成块分配到北大、北师大、北京师范学院等院校。6月，原人大国际*治系合并到北大国*系。9月，我开始在北大国*系讲授国际共运史。
从年到年在北大执教的这5年，前3年我们心情非常复杂、难过。给工农兵学员讲国际共运史，不能不紧跟形势，小心翼翼，避免犯错误，同时有不少异常现象，思想深处不理解。为了紧跟形势，我们讲国际共运史就以两条路线斗争史为中心。当时，中共*史课讲*内从反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起到反刘少奇、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前后10次路线斗争。国际共运史照例也讲10次路线斗争，在教研室讨论中大家列举出10个机会主义头子，即魏特林、蒲鲁东、拉萨尔、伯恩斯坦、考茨基、普列汉诺夫、托洛茨基、布哈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逐一加以批判。《北京大学学报》还刊登过好多篇我参与写作的批判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的文章，都是以国际*治系大批判的名义发表的。我当时还跟着本科生法语班学一点法语。讲巴黎公社这个专题时，我还以初学的法语去查法文百科全书，弄清凡尔赛究竟离巴黎有多远，孰料当即受到教研室一些同志非议，认为我还是走“白专”道路，去考证这些细微枝节问题没有意义，重点要讲巴黎公社内部反对蒲鲁东主义和布朗基主义的斗争。
～年，全国掀起批林(彪)批孔(孔子)和评论《红楼梦》高潮，传言批林批孔实为批周公(周总理)。我不明内情，深感国际共运史课程难讲，曾向系领导提出调到中文系去。我想我在中学时期喜欢甚至醉心文学，评论《红楼梦》、《水浒传》有功底，到中文系就可以开《中国文学史》课程。特别是当时国*系曾有一位李培浩老师调到历史系去，已有先例，当可仿行。系领导极力慰留我，说我是国内最早开设国际共运史课程的老师，现在正可以发挥作用。我只能无可奈何地照本宣科，但是我心中有数，不讲过头话和心里话。
当时在北大，要带工农兵学员开门办学，即到农村、工厂边劳动边上课。我们有限当老师的几个人，不仅讲授国际共运史，还要讲授哲学、*治经济学。我讲授哲学的“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专题时，巧妙地说法国皇帝路易十五在七年战争中之所以打了败仗，是由于他宠爱虚荣成性的彭帕杜尔夫人，而她却支持庸碌无能的苏俾支将*，以致指挥不力，*心涣散，可见贪图虚荣的普通个人在历史上能起这么重大的消极作用，是由于皇帝对她的宠爱。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我在悲痛之外深感中国一定会发生重大变化。10月6日，粉碎“四人帮”，我喜出望外，满腔热忱加入批判“四人帮”的思想斗争。到这时候，有的工农兵学员才对我说：“现在我们才明白去年你对我们讲彭帕杜尔夫人故事的深刻含义。”
年，北大召开纪念五四学术讨论会，我在相隔12年后第一次以个人署名提交论文，题为“巴黎公社的原则和‘四人帮’的篡改”，受到好评。7月后，新华社发布长篇消息：“经*中央国务院批准，受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停办八年之久的中国人民大学正式恢复。”于是，我们国际*治系教工回到了人大，开始了国际共运史学科拨乱反正、重新振兴的新时期。
四改革开放与国际共运史学科的振兴和繁荣
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端正了*的指导思想和基本路线，我以沸腾的思想解放和炽热的*治激情迎来了第二个教研青春。这时我已是经历过“知天命”(51岁)的中年人了。痛定思痛，痛定思改，我想应该重新总结国际共运的历史经验，以新认识、新理念来推进改革开放，来重新振兴国际共运史学科。改革开放以来的头22年间，我为重新振兴和繁荣国际共运史学科，大体上做了10件新事。
第一件大事是年、年两次主持编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教学大纲》。年初，教育部规定高等院校恢复开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课程。3月间，教育部*治思想教育司负责人李正文找到我，责成我牵头，联合北大曹长盛、天津师大许可成、华南师大赵育生、东北师大何宝骥和吉林大学赵邨方，共6位教师集体合作编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教学大纲(征求意见稿)》，印发各高等院校使用，并且要求提出修改意见。我为这个教学大纲写了《编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教学大纲中的几个问题》一文，连同大纲一起在《天津师院学报》年第1期(8月出版)首先发表。我在文中提出了国际共运史的研究对象、主线和历史经验三大问题。教学大纲把国际共运史的研究对象表述为各国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一般历史进程的规律；国际共运史的主线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国际共运的历史经验主要是纠“左”防右，历史上德国社会民主*是被右倾机会主义葬送的，后来苏联共产*长期执行“左”的路线，只讲阶级斗争，忽视发展生产力，只讲专*，忽视民主。
年暑假，教育部在上海举办高等院校*治理论课教师讲习班，对4门*治理论课的改革进行研讨。我应邀到会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教学中的几个问题”做专题报告。我讲了两个问题：第一，国际共运史与其他几门*治理论课的关系；第二，国际共运史教学中如何拨乱反正，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
在第一个问题中，我特别讲到国际共运史与中共*史这两个学科、两门课程的关系。当时我这样说：“哲学和*治经济学这两门是属于理论科学，是按照理论逻辑来建立科学体系，国际共运史和中共*史这两门理论课具有不同特点，他们不是理论科学，而是历史科学。国际共运史和中共*史，这‘二史’为什么说是历史科学呢？因为这‘二史’是按照历史顺序来建立它的科学体系。……那么这‘二史’为什么要作为公共*治理论课来开设，而不是作为历史文化课来开设呢？因为这两门历史科学不是一般的历史科学，而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解放斗争的历史科学。国际共运史是国际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史，中共*史是中国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史，这‘二史’性质是一样的。中共*史可以说是在中国共产*领导下的中国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解放斗争史，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共*史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是国际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史，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国际*史，是国际无产阶级**领导各国无产阶级进行解放斗争的历史。……按理说，中共*史是国际共运史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考虑到中国的青年学生有必要更深入地了解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中国共产*历史，因此单独作为一门课开设。……这‘二史’不仅仅是讲历史过程，而且是要从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历史中总结历史经验，总结出正面的、反面的历史经验，进而上升为规律……用这样的历史规律来武装我们的青年学生。历史规律是不可抗拒的，掌握了历史规律，就有助于了解现实斗争，使我们心明眼亮，少走弯路，明确解放斗争的目标和道路。”
年时，教育部规定，对文科大学生开设哲学、*治经济学、国际共运史和中共*史4门*治理论课，而对理、工、医、农各科大学生只开设哲学、*治经济学和中共*史3门*治理论课。针对这个规定，我在大会上的讲话中还特别强调了广东省对理科大学生开设中共*史课的经验，即在讲中共*史之前，用6～8周时间先讲国际共运史，同时把国际共运史教材发给学生读，广东好多高校已经试验了好几年，这个好经验非常值得重视和推广。的确，大学生们如果不知道世界上共产*是怎么兴起的，如果不知道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第三国际的历史，如果不知道历史上的巴黎公社革命和俄国的三次革命以及苏维埃国家的由来，就难以深入理解中国共产*是怎样应运而生的，就难以深入理解中国共产*怎么会在年成立上海公社和广州公社，怎会随后又创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就难以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在领导中国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解放斗争中的许多崭新创造的独特贡献。
我在上海高校*治理论课教师讲习班上讲的第二个问题是在国际共运史教学中要如何拨乱反正，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这些流*集中表现为他们鼓吹“三突出”的原则，即过分突出路线斗争、领袖作用和领袖著作。受这种过左的“三突出”指导思想的影响，我们在年组织15名教师和45名研究生合写第一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教材起，就已经有所表现。在年我参与编写和统稿的全国文科教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前言中也强调指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是一部马克思主义同各种社会主义流派和各种机会主义思想作斗争，并在斗争中获得胜利的历史。”到～年，我在北大讲授国际共运史这几年，如上所述，受当时极左思潮影响，更是把国际共运史简化为国际共运10次路线斗争史。既是过分突出路线斗争，就必然过分突出在路线斗争中起重要决定作用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几位领袖及其代表作，例如《共产*宣言》《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怎么办》《国家与革命》《论列宁主义之基础》《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等。国际共运史首先理应突出各国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为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斗争的历史。而无产阶级**及其领袖在领导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斗争中并非一贯正确，对**和领袖犯过的错误也应该实事求是地讲清楚，并且从中总结出经验教训。
我在大会的讲话中，特别讲到应该如何评价斯大林的功过。我认为，毛主席所说斯大林是“三七”开的功大于过的伟大领袖的评价还是对的。只是对斯大林的“三分”错误做了较为具体的分析。我这样说：“斯大林这个‘三’，最重要之点是违背了马列主义的革命原理，所以他在实际工作中，在实际上才犯了错误。”斯大林违背马列主义之基本原理之处，我从哲学、经济学、社会主义学这三个马列主义主要组成部分来展开分析。哲学方面，他晚年思想僵化，严重脱离实际和群众，大搞个人迷信；经济学方面，他忽视了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正常比例，忽视了价值规律和市场的作用，忽视了在管理中的经济规律，热衷于中央行*命令；在社会主义学方面，他个人权力过大，干部特权过多，官僚主义、大国主义思想严重，违背了社会主义民主原则，违背了干部是人民公仆的原则，违背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我还说：“斯大林的错误，从表现形式上看固然有右的，但主要是‘左’的。从思想性质上看主要是教条主义和封建主义影响。”我还讲到对机会主义头子，如蒲鲁东、巴枯宁、伯恩斯坦、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等都要对每个人进行具体分析，不能简单地认定他们一辈子都是干坏事。
总之，年我主持编写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教学大纲(征求意见稿)》和我在上海高校马列主义*治理论课教师讲习班上的讲话，在改革开放初期对于国际共运史教学的拨乱反正，是起了较大积极作用的。事隔4年之后，即年教育部*治思想教育司又责成我主编供全国高校使用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教学大纲(修订本)》，这个修订本还有中国人民大学洪肇龙、北京大学曹长盛、北京师范大学张伟垣、天津师大许可成、华南师大赵育生，共6个人参与集体合作。大纲于年11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共5.7万字，首次就印刷册，一直使用到年高校停开这个课程为止。
我为这份教学大纲修订本又写了《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教学大纲(修订本)〉的几点说明》，发表于指导*治理论课的专刊《教学与研究》年第6期。主要说明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大纲按照4个原则进行修订。①力求反映近几年来国际共运、国内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成就和新经验；②贯彻新时期的新要求，即加强对青年大学生的共产主义信念教育，加强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和经典著作的学习；③吸取理论研究的新成果，即各国共产*对国际共运的新看法和学术理论界的新研究成果；④采纳教学实践中的新意见，提出原大纲(征求意见稿)内容过多，要求删繁就简，突出重点。
第二个问题，我讲到新大纲比之原大纲有4个明显变化。①原大纲分8章22节50目，新大纲废除原来的章节，设立8个专题，即马克思主义的创立，第一国际与巴黎公社，欧美各国社会主义**的建立与第二国际，列宁主义的形成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共产*在六大洲的成长和第三国际，苏联一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和欧亚人民民主国家的诞生，社会主义国家的巩固和发展(到年)。这样的8个专题，纲举目张，涵盖了多年国际共运史的主要内容。②内容上的变化，即增加、删节、压缩、修改4个方面的变化。原大纲只讲到年，新大纲扩展到年。各专题前增加对学生的思想教育和理论创新的内容；删节、压缩了一些共运史的细节，改变了一些结构。③提法上的变化，如把国际共运史研究对象改为研究无产阶级为实现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而斗争的历史进程的规律。列宁主义的讲义原大纲说到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新大纲改变为：“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帝国主义时代世界形势的最新发展、同俄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经过产生、发展的过程，逐步形成了科学体系。”④学时上的变化，原大纲规定，国际共运史课程一个学期讲完80个学时，新大纲改变为两个学期讲完个学时，新大纲还把教学重点改变为年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其比重由原大纲的37.5%，增加到56.9%。
总之，年和年教育部*治思想教育司责成我负责主编的这两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教学大纲》和我撰写的两篇关于这两个教学大纲的说明，从年到年对高等院校的国际共运史教学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同时也为重新振兴国际共运史学科做了有益的贡献。当然，这是参与集体编写的几位教师集体合作的成果，并非我一人之功。
第二件大事是年10月底教育部*治思想教育司李*文又交给我一项任务，要我出面召集北京各院校国际共运史的教师，在内部讨论一下现在该如何看待～年中苏两*关于国际共运总路线大论战的问题，尤其是该如何评价当时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名义发表的9篇评论苏共中央来信的文章。他说这是中央宣传部下达的任务，因为各地宣传部门向中宣部提出这个问题，而这也正是国际共运史教学的重大问题。他还要求我们把讨论情况整理出来上报。这个内部研讨会经过我与北大曹长盛、北师大张伟垣筹备联络，从年11月10日至年2月6日，先后召开过12次研讨会，基本上是每周或隔一周讨论一次，对“九评”文章逐篇讨论9次。总共有首都24个单位约30个人参加，主要是人大、北大、北师大、北师院、*法学院、民族学院、外国语学院、第二外国语学院等首都的10所院校教师，还有《人民时报》、《红旗》杂志、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等单位的同志参加。
每次会议讨论一个专题。首先回顾国际共运历史上的历次重大路线斗争，再讨论当代国际共运的路线分歧是否有必要开展这场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的路线斗争，接着讨论内容就变成评论文章，最后在对这场路线斗争及其后果做出总评价。每次讨论，事先都布置一二人做重点发言，要求大家能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畅所欲言，各抒己见。会上有不同看法也适当展开争论，每次会议都事先责成两位同志做记录，会后要整理出二三千字的简报。每次简报都由我最后修改定稿，交给《人民日报》有关负责人，由他们负责印出，上报中宣部、中联部、教育部等单位的领导人，提供参考。
北京各院校得知我们曾经内部讨论如何重新评价“九评”的消息后，都很想探知我们讨论的具体情况。正好年2月1日，北京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学会召开成立大会，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成仿吾被推举为第一任学会会长，我是常务理事之一。大家要我在成立大会上综述一下内部讨论的看法。消息传到外地后，年3月18日，河北省史学会与河北师范大学联合举办关于国际共运史学术报告会，又请我到石家庄讲了一次。会后他们根据录音形成文稿，经我修饰，并加上引文出处，后印发给听讲者。我这份讲话以“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大论战的历史回顾”为题，全文约3万字。当时关于国际共运总路线大论战的历史问题，*中央还没有一个说法，我们学者讨论的看法只能上报领导机关提供参考，不能公开发表。我的讲话，可能大家以为综合得还比较得体，所以内部广为传印散发，可能对国际共运史的教学和国际共运史学科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事隔21年之后，即到1年，我自己整理出版《高放文集》之五《纵览世界风云》时，才把我的讲话收进本书。
简而言之，国际共运史上确有因总路线不同而导致国际共运分裂的先例。例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反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斗争就导致第二国际的破产、第三国际的诞生。但是当代国际共运已发展到没有统一的国际组织，各*独立自主探索本国社会主义之路的新阶段，未必要制定统一的总路线，即便苏共挑起论战，我们给予简要回复即可，双方分歧等待新的实践来做出判断。中共大规模的应战，结果造成国际共运史无前例的大分裂。实践结果表明：苏共虽有一些右倾观点，我们则是“左”倾观点。这场大论战涉及的问题很多，主要是四大问题。第一，已经取得*权的国家究竟应该怎样搞社会主义？第二，尚未取得*权的国家究竟要如何取得*权？第三，各国*如何对待国际斗争中的一些重大问题？第四，各国*如何对待彼此的意见分歧。对这四大问题，苏共主张要实现全民*、全民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可以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在国际斗争中要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各国*要听从苏共的统一指挥。对这四大问题，中共主张与苏共对立。中共反对苏共的大*主义、大国主义是必要的正确的，但是大论战中非要各国共产*接受我们的一些“左”的观点，如社会主义国家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和尖锐性，暴力革命是普遍规律等，也是做不到的。年8～9月，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应邀来中国访问，恢复了中南两国关系，这表明中共已开始自觉地纠正在国际共运总路线大论战中的“左”的错误。
第三件新事是由我主编出版了3本国际共运史教材。年、年教育部颁发的两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教学大纲》下达后，各高等院校迫切需要给授课学生发教材。所以在～年代，全国各地涌现了自编的二三十种国际共运史教材，这既满足学生的需求，又为各地教师评职称提供成果。没有条件自编教材的院校都希望我们教学大纲编写组的教师能够合编一本教材。于是由我主编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教本》于年4月出版，年2月第2次印刷，累计印数为25册。我们按照教学大纲分工撰写，我只写导言、结束语，全书8章分别由华南师大赵育生、中国人民大学洪肇龙、北京大学曹长盛、北京师范大学张伟垣、天津师范大学许可成执笔，全书由我统修定稿，共34万字。这个教本出版后颇受各院校欢迎。当时各地出版社的二三十种国际共运史教材都是由院校教师以国际共运史编写组名义出版的，印数通常一两千册或者更多一些。按教学大纲规定，我主编的这个教本，也是只写到年为止。到年代末天津人民出版社考虑到社会需要，约请我们再增加年以后的国际共运内容。我们又增写了两章，即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分歧和国际共运总路线大论战，以及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剧变及其经验教训。由于这时国内思想理论界“左”的思想上升，出版社担心我们客观、公正的观点会遭到“左”的势力打压，所以不敢出版增订本。实在令人深感遗憾！我又一次感受到“左”的思想对国际共运史学科发展的干扰。
我主编的第二本教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概要》，是华东地区六省一市八家出版社策划的“初中进修用书”的一种，由福建人民出版社请我撰写。我因教研工作实在繁重，只好另请我指导的4位博士生和硕士生合写。由我设计了全书分为14章的框架，并且提出了具体要求，要深入浅出、突出重点，少引用文献，通俗易懂，便于初中教师自学进修。全书14章由倪力亚、蓝蔚基、赵树海、李景治4人分工写成。我只写了导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研究对象、学习目的和学习方法)和结束语(主要写国际共运的曲折历程进而总结基本经验，内分两个小题：其一，国际共运史上的7个高潮和伟大成就；其二，国际共运7条主要历史经验和前景)。全书由我统修定稿，共26.8万字，福建人民出版社年12月出版，印数册。本书可以说是国际共运史大众化的第一本读物。福建人民出版社本来还计划约请我主编供高中教师进修用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便览》，后因华东地区六省一市八家出版社的这套出书计划有变化，没有再写。
我主编的第三本教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通史教程》，是应北京师范大学、河南大学等校的国际共运史教师请求，由我出力主编一本供高等师范院校*教系(或*治系)使用的较有分量、有深度的教材。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当即于年4月约定，此书由该社出版，并协助组织编写班子。没有料到，全国竟有19所大学的30位专业教师，包括华东师大的姜琦教授、张月明教授、周肖文教授等著名学者都来信、来电话表示愿意参与这项教材工程。年11月，我约请了全国东西南北中19所院校的老中青三代学者在北师大聚会讨论如何写好本书。由我提出编书的指导思想、具体要求、章节划分和写作规程，提交大家讨论、补充和修改。会上还着重讨论了一些疑难问题该如何认识和写作。最后集体拟定了全书20章的章节目标题。本着详近略远的原则，全书分上下两册，上册从～年代欧洲工人运动的崛起和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形成写到年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下册从战后年写到年。
由于本书贯通今昔近年的历史，所以我把它定名为《国际共产主义通史教程》。我专门写了一篇颇有新意的长稿导论，内分3节。第1节为国际共运史科学的形成和发展。我认为：～年代开始形成国际共运的“断代史”，如共产主义者同盟史、第一国际史、巴黎公社史等；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初步建立综合性的国际共运史；年十月革命后国际共运史科学进一步发展；年以来国际共运史科学重新获得深入研究和百家争鸣。第2节为国际共运史的研究对象、历史分期和主要内容。我提出：国际共运史实质上是国际共产**史，年6月2日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日是国际共运的诞生日，多年来国际共运的发展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即年建*至年巴黎公社革命，年巴黎公社失败后至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年十月革命胜利后至年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年社会主义从一国到多国的发展。我还简略地指出：建*、夺取*权和开展建设是国际共运三部曲。第3节为学习国际共运史的目的和方法。我形象地提出：学习国际共运史要把自己培养成什么样的人——人才、庸才、奴才或狂才？学习国际共运史要遵循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善于运用逻辑学、马克思主义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方法论。
前10章初稿完成收齐后，我立即请周敞、孟全生、余汉照3位同志先分工统修一遍，最后由我对全书10章又统修一遍。我们在统修中尽力统一了规格，平衡了布局，修饰了文句，改变了一些提法，订正了一些史实，补充了一些史料，增加了一些注释，尽力使全书成为协调一致的浑然整体。我还请老革命家、中共中央宣传部原部长陆定一同志为本书书名惠赐墨宝。就这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通史教程》上册于年9月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约41万字，至年4月，先后印刷3次，累计18册，颇为畅销。年，出版社还发现有盗印本。本书上册写到年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非常遗憾的是，本书下册未能出版。我们本来已经在年底把完成的下册书稿交给出版社，只因～年苏联东欧国家发生剧变，出版社要求我们增写一章，并且对书中肯定苏联东欧国家建设与改革成就的部分进行修改。我还是尽力组织北师大的孟全生、华东师大的张月明和我一起修订增写完毕。然而北师大出版社鉴于年以后高校国际共运史课程已经改为“世界经济与*治”，还考虑年代意识形态领域“左”的思潮上升，我们对苏联东欧剧变进程、原因及其经验教训的公正看法会遭到非议，终于做退稿处理。我国国际共运史学科的发展，又一次受到“左”的干扰。
年代，我除了主编3本教材外，还参与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赞助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4卷本专著的撰写工作。这个国家项目由当时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王惠德担任主编。本书年就上马，还在江苏扬州召开过全体参编人员30人的研讨会。本来我只是负责第2卷的主编(从年巴黎公社失败到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来因王惠德同志太忙，又把我推举为全书4卷的副主编。后来，这套国家社会科学重点项目也流产了！
第四件新事是参与编辑出版国际共运史文献资料。研究历史，首先要掌握丰富的可信史料，尤其是原文献。年人大复校后，系改名为科学社会主义系，我不再兼资料室主任，老资料员曹德成、张心绪分别提升为资料室正副主任，他们十分重视听取我对选编新资料的意见。
为配合全国国际共运史的教学和学科建设，我提出新编一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史料选编》。他们要我领衔主编，我联合他们二人共同主编，参与编辑工作的还有资料室的4位年轻大学毕业生林甦、胡瑛、王鹤杰、韩忠英。这套文献史料选编总共设计从马克思主义诞生到二战后欧亚人民民主国家诞生，分为19个大题，每个大题除收录部分常见重要史料外，主要请中国人民大学编译室和校内外专家从俄文、德文、英文、法文及塞尔维亚文新译出件原始文献。这套资料选编分为5卷，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从年11月到年6月出齐，共计万字。内容包括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第三国际和欧洲共产*情报局，欧洲年革命中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巴黎公社，德国社会民主*，俄国社会民主*，俄国年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国际共运，俄国十月革命，十月革命后欧亚革命运动的高潮，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国际共运，欧亚人民民主国家的建立。关于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只列出目录(因已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收入全书的绝大部分是新译过来的*纲、*章、会议决议、宣言，以及有关统计数字、革命传单、调查报告等原始材料，弥足珍贵，对国际共运史教学与研究工作很有助益。
年12月27～29日，北京召开中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学会筹备委员会，我参加这次会议。中宣部副部长王惠德首先提出，加强国际共运史的研究首先要加强资料建设，要有计划地翻译出版马、恩、列、斯和其他共产主义活动家的著作，以及国际共运史上的重要文献和记录等。他要求学会推动制订资料建设计划。经过半年多时间筹备，中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学会于年8月2～8日在北京市委*校召开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学术讨论会，全国28个省区市国际共运史学者人与会，规模盛大，热气腾腾。会上通过了学会章程并选举产生了第一届理事会。会长王惠德，副会长有教育部、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研究所、中央编译局、人民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等单位的领导人，常务理事有各地国际共运史学者11人，我列为常务理事第一人。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成立后，在第一次常务理事会会议上，就讨论决定组织翻译出版国际共运史上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第三国际和欧洲共产*情报局这五个国际组织的原始会议文献。
年春，由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发起，联络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中共中央编译局、中共中央*校和中国人民大学5个单位，成立《国际共运史文献》编委会，由社科院马列所、中央编译局和人大三个单位的领导人担任名义上的主编，由人大出版社副总编王颖和共运史学会秘书长校纪英担任常务副主编，另由7个专家担任编委。一方面申请国家社科基金资助，另一方面分头约请专人翻译。各卷译稿收齐后再由各个编委分工负责审定编好，然后交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先译完先编好的先出版。从年7月开始先出版《第一国际总委员会记录》5卷，接着出版《共产主义者同盟》4卷，再分别出版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一部分代表大会文献。最后是年5月出版《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文件》。最早出版的各卷印刷1万册，随后减为册，再减至0册，甚至册。先后历经一年，只出版了20卷，全是精装本，白色封面，印上红色书名，印制精美。原计划出版40卷，后因缺少经费，印数锐减，只好半途而废，没有全部出完。我亲身经历并参与了编辑、出版的全过程。本来编委会还责成我主编最后一卷，即《欧洲九国共产*情报局文件》，新译稿已由中国人民大学编译室许立言等人译出20多万字交给我，我另加上年代末已译成中文出版的情报局三次会议的文件和苏南两*已公布的关于苏联与南斯拉夫冲突的双方来往信件，共30多万字，作为单独一卷出版。结果也未能出版，实在深感遗憾！
第五件新事是我坚持在教学第一线，年年为本科生和研究生讲授国际共运史课程，每学期都要重写教案，尽力讲出新意。由于国际共运史内容涵盖多年历史，一个人难以从头讲到底，所以当时教研室把教师讲授分为两大段，即一部分教师从马克思主义诞生讲到年十月革命胜利，另一部分教师讲年十月革命以后近70年。前一部分比较好讲，后一部分难题较多。大家都要我讲后一部分。当时我还应邀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研究所、世界史研究所、苏联东欧研究所和拉丁美洲研究所招收的硕士生和博士生讲一些国际共运史的专题。特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年夏天招收10多名硕士研究生，该所就设在我家所在的铁狮子胡同大院的东侧，拉美所领导人之一沙汀是我的老朋友，诚约我校国际共运史教师为这第一批研究生开设国际共运史课程，讲1学期80个学时，每周讲半天。我们教研室的教师因校内教学任务重，不愿意每周从海淀西部跑到东城区来授课，所以最后只好由我一个人从头到尾地讲国际共运史课程。我分为20个专题讲，时有哈尔滨师大、东北师大、武汉师院、华中师院、河南大学、西北师大等外地外校的聂运麟、陈兵、胡素华、齐同春、顾文鼎等12位年轻教师被选派到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进修。他们得知我一个人要通讲国际共运史的信息后，每周三清早就从西部赶坐公共汽车辗转来到位于市区东城的拉美研究所来听我的课。他们都感到我讲的内容纲举目张，简明扼要，史论结合，很有新意，所以自觉分工整理我的课堂记录(当时没有录音机)，然后互相传抄。这也促使我每堂课更加认真细致地写出讲稿。同时我也给他们统一的每页字的大张稿纸，请他们再抄一份给我。
到年初，国际共运史20个专题的课程记录稿收齐后，我在寒假中立即抓紧时间对每个专题做了增删和修改，主要是增加了课堂上因时间有限未能多讲的史实与史料，删了在课堂上对理论原理的讲解和联系现实的发挥。另加上绪论和结语，总有20多万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愿意出版我这本定名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略》的书，作为年秋后向中国人民大学建校30周年校庆的献礼。没有料到，这个消息竟在我们教研室内部遇到阻力。古有明训：“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见三国魏·李康《运命论》)有几位有权势的老教师到系主任徐景秋处“告状”，说我笔头快，把教研室集体编写国际共运史新教材中掌握的新史料用于自己讲课，并且写成书要先出版个人专著。徐景秋(她现在95岁高龄，身体健康)当即反问他们：“你们集体编写的书稿还没有写成，高放怎么能用你们掌握的新史料讲课和写书呢？”这个实事求是的诘问，令他们无言以对。系主任把这个信息告诉我之后，我心中明白，实际上他们是害怕我个人专著出版后，显得我个人声望超过他们太多，所以借故阻挠。我当即向系主任表明：“国际共运史这个专著我已修改定稿，目前可以不出版，如果我另外写一本专著，他们就没有任何借口可以阻挠了吧！”
正好年11月我的老战友高原带领华中师院科学社会主义专业徐勇、程又中等10多个研究生和进修生从武汉来北京游学。高原是年人大马列主义教研室创建时与我一起共事的老战友。他盛情约请我为研究生、进修生讲社会主义专题。尽管我当时正在给拉美研究所的研究生通讲国际共运史，还是硬挤出时间，为华中师院的来京游学者讲了5个专题：社会主义思潮的演变，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摸索，社会主义派别的划分，社会主义事业的展望。听讲者认为我所讲内容既有系统又有新意，所以把课堂记录全部整理出来，要我加工增补后在华中师院创办的《社会主义研究》刊物上分期连载，并且于年3月以“什么是社会主义？”为题铅印成16开的一个本子，约字，多加散发。既然我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略》不便立即出版，于是我在年下半年把原来五个专题扩充为近23万字的专著，定名为《社会主义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由北京出版社于年1月出版，印数为3册，颇受读者欢迎。年，这本书被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评为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读物。年1月春节前夕，我还收到上海解放*空**治学院(现南京解放**治学院上海分院)韦定广教授寄来的贺年卡，上面这样写着：“深深感谢老师《社会主义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一书的启蒙，对毕业论文的指导及以后不断的奖掖和帮助。借此机会衷心祝愿老师节日愉快，身体健康。”本来北京出版社还要我修订再版此书，后因世界社会主义形势大变化未能如愿。
年春，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研究所一位研究员约请我为他招收的两名科学社会主义专业博士研究生郭树清(现为中共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曾任山东省省长，现任银监会主席)和王逸舟(现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治研究所副所长)，主讲“社会主义思想史”课程。还有几位其他研究所的研究生也来旁听。我每周讲一次，从年乌托邦社会主义创始人莫尔讲起。我把社会主义思想史分为四大部分，即空想社会主义史、科学社会主义史、各种社会主义流派史和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史。重点讲空想社会主义史3个时期。有了这次教学实践，我就想主编一本《社会主义思想史》，为这个新兴学科助力。当时我们科学社会主义系副主任*达强尚未评上高级职称，我想为他提升教授创造条件，就与他共同主编此书。年7月1日，我拟就了全书分为4编12章50节的编写大纲，经他稍做修改后约请15位教师和研究生分工写作。年秋后，我们一起统修。我另写了长篇导论，说明社会主义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学科性质和体系结构，评析了中外学者关于社会主义思想起点的8种不同看法后，我指出：把年莫尔的《乌托邦》“看作社会主义的起源是正确的”。导论中把空想社会主义作为社会主义思想的低级形态，把科学社会主义作为社会主义思想的高级形态。全书以人物为中心论述了社会主义思想演进的历程和规律，共写了50多位人物的思想。
年3月，学校决定出版“中国人民大学丛书”，把我校教授的优秀科研成果推向社会。7月成立“中国人民大学丛书”编委会，我是编委之一。正好把我领衔主编的《社会主义思想史》作为丛书之一，于年9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分上下两册出版，全书共约75万字，年12月15日荣获国家教委颁发的人文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二等奖。
年，校领导要我们系开讲“当代世界社会主义”新课，增设当代社会主义教研室，经校人事处审批，把我从国际共运教研室副主任调任为当代世界社会主义教研室主任。年又任命我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治和国际共运研究所所长(年后改为国际事务研究所)。我在主讲当代世界社会主义新课时又联合教研室张泽森、牛景敏、齐昭山3位教师合著《当代世界社会主义概论》一书，由我负责主编，大家按照我设计的把当代世界社会主义划分为三大家、三中家和三小家的大纲，分工合作，最后由我统修定稿，于年初先印出初稿征求意见，同年7月7日我们邀请多位专家提出意见后加以修订，《当代世界社会主义概论》于年2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本书由于体系新、观点新、资料新，出版后广受读者欢迎。
～年苏联东欧国家发生剧变后，出版社要求我们增补新内容。当时理论界有人大骂戈尔巴乔夫等人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叛徒”。我不同意这种肤浅、片面的观点。我在统修新书稿时对苏联东欧国家剧变的深层原因做了客观、公正、全面的分析。不料，人大出版社编审不同意我的观点，随后我把书名改为“当代世界社会主义新论”，改由云南人民出版社于年出版，到2年10月又出版修订后的第2版，再度脱销后，于4年8月又第3次印刷发行修订本。我在主讲“当代世界社会主义”新课中，除了主编《当代世界社会主义概论》和《当代世界社会主义新论》外，还领衔并联合教研室副主任张泽森和资料室主任曹德成共同主编《当代世界社会主义文献选编》，包括各国共产*以及一些社会*和第三世界社会主义**的文献共件，约70万字，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年6月出版。
年初，国家教育委员会依据中共中央有关通知，规定要在全国高校硕士研究生中开设一门新课“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并且责成中国人民大学编写出教学大纲供全国使用。当时我们国际*治系的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的力量不够充足，于是学校和系领导决定把我所在的当代社会主义教研室合并到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大家一致推举我为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主任。我因家住东城，如果担任行*领导职务要时常到西部校本部开会，实在不方便，所以坚决婉辞。但是编写《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教学要点》的任务还是要我牵头完成。
年2～7月，国家教委*治思想教育司组织部分高校教师编写这门新课的教学要点。我精心设计了一个把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运史、当代世界社会主义三者融合在一起的新体系，得到编写组同仁的赞许，大家又补充了一些好建议。最后由我统修定稿，教学要点得到国家教委*教司批准，印发全国高校试用。年秋后，我们教研室同仁即按这个教学要点向全校硕士生授课。在教学实践的基础上由我主编，并由邝文陵、向美清、洪肇龙、牛继升、张泽森5位同仁合编的一本《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新教材，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年7月出版，共约32万字。年4月，我们根据苏联东欧国家发生剧变的新情况，又对全书做了补充，扩充到约37万字，再出修订本。本书由于体系新、观点新、资料新，广受读者欢迎，并被多所高校作为教材使用，所以在近十年间多次重印，总印数近十万册。
年，学校又要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对全校本科生开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新课。大家要我草拟一份包括章节结构的教学大纲。我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旨在中国这样的东方大国探索不发达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特殊规律、实现社会主义思想的飞跃为主线，重点阐发这一理论形成的国内外历史条件，这一理论的精髓和依据，这一理论的主要内容及其与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的关系，最后落脚到这一理论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如何推进世界社会主义。我设计了包括导论、终论以及5章24节的教学大纲。经大家肯定和补充后，由我和邝文陵、向美清、牛继升、张泽森5个人分工合作，最后由我统修定稿，年7月15日交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由我主编的这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教学纲要)》比之当时国内已出版的多种同类书，确有新体系、新内容、新观点，所以出版社于当年12月正式出版。本来我们还想在全校开讲这门新课一年后再进而合编一本新教材，但是年后这门课程学校改由中共*史系的教师主讲，所以我们没有再编写教材。
由上述可见，改革开放以来，我作为一名老教师，尽力尽责，勤于讲课，而且每讲一门课就形成一本专著或主编一本教材。年以来的10余年间，我在课堂记录基础上写成的专著有两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略》(未出版)和《社会主义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我主编的教学纲要有3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教学要点》、《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教学要点》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教学纲要)》；我主编的教材有7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教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概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通史教程》《社会主义思想史》《当代世界社会主义概论》《当代世界社会主义新论》《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第六件新事是连续指导、培养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我从年就开始招收硕士生，后来受“左”的路线干扰，不给硕士学位。年，科学社会主义系择优录取了倪力亚、李景治、赵树海、范建中、郭鑫泰、郎文斗6名国际共运史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我与*安淼、杨光远、杜康传4位教师给他们开讲国际共运史、马列主义经典著作选读等课程。我重点指导倪力亚、李景治，吸收他们参加我主编的《社会主义思想史》部分章节的编写工作，指导他们研究意大利共产*从葛兰西到陶里亚蒂和贝林格三代领导人对社会主义的探索。
我为李景治从俄文翻译的意共总书记陶里亚蒂遗书《雅尔达备忘录》做了校译，改正了一些不当之处，发表在《国际共运教研参考》年第2期。倪力亚从英文翻译的《意大利共产*年给苏共中央的信》，我也推荐发表在《国际共运教研参考》年第5期。他们在硕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合写一本《意大利共产*人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约24万字，我为之写序并推荐给上海的学林出版社于年10月出版。我还指导过几个硕士研究生，其中南京师院送来在人大研究班学习的徐曜新写的硕士学位论文。随后他在硕士学位论文基础上写成《共产主义者同盟史研究》，于年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他在书的“后记”中写道：“不能忘记的是我的硕士论文导师高放教授和我国知名的同盟史专家胡文建教授，对我的研究给予了经常的指导和帮助，他们不仅无私地向我提供珍贵史料，而且经常对我的论文提出指导意见。”徐曜新学习成绩优秀，本来我已经报请校领导同意，他可以免试硕博连读，即在取得硕士学位后可以不必再经过考试，连续由我指导攻读博士学位。后来由于南京师院工作需要，他取得硕士学位后即调回母校执教。年他又转去从*，先担任中共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现任江苏省文化厅厅长。
我从年招收硕士生，到年被评定为全国首个国际共运史专业的博士生导师，真是具有传奇色彩。从我的亲身经历可知，年我国要按照苏联模式培养副博士，年我国又改变为按照英美模式培养硕士。这两次尝试都因受“左”的指导思想干扰而夭折。那时认为培养副博士或硕士是培养“精神贵族”，背离社会主义平等原则，所以都半途而废。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认识到不能把社会主义平等误解为知识平均主义，在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尤须培养高级知识人才才能全面振兴社会主义。从年起，国家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到年开始要培养博士研究生。这在我国历史上是开天辟地的创举(新中国成立前在我国某些大学也只是培养过硕士生)。*中央和国家机关非常严肃、严格、严密地对待建立学位制度问题。年2月12日，第5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5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把我国学位分为学士、硕士、博士。国务院成立学位委员会负责学位授予工作后，年2月24日，进而批准公布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审定学位授予单位的原则和办法》，其中规定能够授予博士学位的单位、学科及其专业，主要着眼于全国重点高等学校和国务院有关部门主管的科研机构。
按照上述条例，年我国评定的第一批博士生导师的程序是“三关”评定。第一关是各重点高校和科研单位组成学术委员会，向学位委员会呈报本单位的博士生导师名单，各单位只能从教授或研究员中挑选出最有学术成就者；第二关，学位委员会按照理、工、医、农、文、史、哲、经、教、法十个学科聘请各学科的几位一流专家组成学科评议组，对各单位上报的博士生导师名单逐个进行评议、筛选；第三关，各学科评议组通过的博士生导师再由学位委员会审议、通过，上报国务院总理批准公布。按照这些规定，中国人民大学学术委员会通过上报的我校第一批博士生导师共有哲学、*治经济学、中共*史、世界经济、行*学、统计学等8个学科的8位教授。我当时还只是副教授，所以上报名单中并没有国际共运史这个学科，并没有我。非常奇怪的是学科评议组居然一致同意把我评定为国际共运史学科的博导，并且通知人大领导立即把我评定为教授上报教育部批准(当时高校评定的教授必须经过教育部批准才算数)。可是中国人民大学领导认为人大年秋季才复校，百事待兴，还来不及评定新的教授，任何人都不能例外。然而学科评议组已把通过的第一批博导名单上报学位委员会，学位委员会也同意我虽然是副教授，但可以作为第一批博导。最后，国务院总理于年11月3日签发的我国第一批博导名单中，北京市高校文科的博导共有24人，其中只有我一个人是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上报的8位博导全获通过，批准下来时意外地另加上我，共有9个。
为什么发生这种奇怪、奇特、奇异、奇妙的现象呢？好多熟人问我，我一时也弄不清其中奥秘。事隔一两年之后，我参加社会学术活动时，遇到于光远、雷洁琼，他们不约而同地告诉我：他们读过我年和年先后在中国人民大学科学讨论会上发表的两篇文章，一篇是《反对个人迷信是国际共运的优良传统》(其中谈到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反对个人迷信，对领袖的个人迷信起源于斯大林时期，中国更有过之而无不及，所造成危害极大，应汲取历史教训，防止个人迷信)，另一篇是《社会主义国家*体问题研究》(其中谈到社会主义国家*体是民主共和制而不是君主专制，斯大林带头实行的个人集权制、职务终身制和指定接班制这“三制”违背民主共和原则，带有浓厚的沙皇君主专制色彩，亟待改革)。于光远首先在学科评议组讨论中提出国际共运史这个学科很重要，要尽快培养博士生，高放新近发表的这两篇文章是总结国际共运历史经验，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推进改革的好文章，完全够国际共运史专业博导的水平。雷洁琼是著名社会学家，～年我在北大国际*治系执教时，与她同在一座楼内，办公室相邻，几乎天天见面，我时常向她请教，非常熟悉。她也读过我这两篇文章，所以当即表示同意于光远的意见。随后学科评议组中柯柏年、吴文藻等也都认可，就这样破例通过了。
既然国家审批我为第一批博导，又是国际共运史专业的第一个博导，我就认真准备招收博士研究生。年8月17日，教育部印发《关于招收博士学位研究生的暂行规定》，要求严格掌握标准，坚持质量第一，依据德智体全面发展原则择优录取，指明培养博士生是我国教育科学事业的一件大事，对培养我国现代化事业所需的高级科学人才、扭转“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学术领导力量青*不接的局面将起积极作用。年中国人民大学上报教育部的新一批教授名单于年5月得到教育部批准。这样我从年起就以教授名义招收博士研究生。从年至年这11年间，我总共招收14名博士研究生，到年我年满70周岁就主动光荣离休。我除了给博士生讲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一些国际共运史专题以及读书、治学方法外，主要指导他们撰写博士学位论文。这14位博士生的基本情况如下：
从年起按照学校研究生院规定，我还提名本系洪肇龙教授作为我指导的博士生的副导师，协助我共同指导。上述14位博士生的学位论文选题，我都尊重他们独立自主的选题(他们有的是与其以前的硕士学位论文相连接)，也有人依照我长期思考的问题和积累的资料选定题目(《列宁关于社会主义民主的理论与实践》、《西班牙战争及其国际地位》、《九国共产*情报局研究
》)。以上这些选题涉及历史与当代，苏、美、英、德、西诸国。我在指导中深感力不从心，多有欠缺。好在他们刻苦努力，个个都优秀，取得博士学位。
以上14篇博士学位论文，倪力亚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问题》和刘书林的《麦克唐纳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年5月纳入“中国人民大学博士文库”出版；刘光慧的《勃列日涅夫执*年代》由黑龙江教育出版社于年出版。这3本书我都写了序言，给予肯定评价。张小劲的《社会*国际——变化中的组织、思想和*策(～)》，由国家行*学院出版社于2年3月出版。作者在后记中这样写道：“谨向我当年的指导教授、我现在指导的博士生李岩，表示深深的感谢”，“现在的这本小书竟容纳了三代学者的共同努力”。在博士生学习期间，我还指导倪力亚、刘书林选编《中外名人论〈共产*宣言〉》，指导于洪君、薛刚编纂《〈共产*宣言〉辞典》，可惜至今未见出版。
此外，我在指导头两届博士生和一位进修班教师时，正值国内广大**干部响应国务院总理号召，广泛阅读美国未来学家新出版的《第三次浪潮》这部新译为中文的名著。于是我紧跟形势，指导他们逐章逐节研读并评论这部有世界影响的新书，并且分工合著《评〈第三次浪潮〉》一书，由我负责统修定稿，由光明日报出版社于年7月出版。我们既肯定托夫勒此书的成就，又批评了书中的种种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点，还对中译本译文不当之处提出意见，并且把中译本有意编译的部分章节补译出来附在书后。此书当时在思想理论界起了引导大家如何正确对待西方思潮的积极作用，到年11月又第二次印刷。又写了重版跋语，说明我为什么要选择《第三次浪潮》一书与博士生共同研读并且加以评论，同时也回应此书初版问世后一些专家学者的反应。随后，我又指导肖庆平、张小劲、于洪君、薛刚四名博士生共同研讨，并且分工合写当时热门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治体制改革问题，遗憾的是这部书稿因形势变化，未能统修完稿，更无法出版。
年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召开第六次会议，选聘我校9位教授为相关学科评议组第二届成员，我是代表国际共运史学科被聘为学科评议组成员的，直到年才卸任换届。我在担任学科评议组成员期间，参与评定了第三批、第四批博士生导师，争取通过了我校许征帆、*安淼，北大的张汉清、曹长盛，华东师大的姜琦，华中师大杨宏禹，中共中央*校赵曜的评定。到年代中期以后，凡是有博士点的单位可自行评定博导。这样，我们国际共运史学科和科学社会主义学科博导的队伍就进一步壮大了。
还有一件事要提到。年代我在指导博士生的过程中，还与我60年代指导的研究生高敬增合作完成了两本专著，即《普列汉诺夫评传》、《普列汉诺夫年谱》。如前所述，～年高敬增在我校当研究生期间，我曾指导他撰写《普列汉诺夫在俄国年革命时期是怎样背叛无产阶级革命学说的》一文。从年春天起我们合著上述二书。《普列汉诺夫评传》一书约60万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年6月出版，《普列汉诺夫年谱》近16万字，也是人大出版社年10月出版。据我所知，苏联和当今俄罗斯也未出版有关普列汉诺夫这样厚重的传记和年谱。前几年俄罗斯有关学者来华访问时，还托人向我要这两本书。这也算是我们师生合作的科研成果。
第七件新事是我负责主编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等主办的刊物《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季刊7年之久。从年11月起，北京市国际共运史学会、北京市国际共运史协会和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系几位教师负责编印，到年12月，出版过5期。到年12月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筹备委员会成立后就进一步使这个刊物成为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和原来三个单位合办的刊物。学会秘书长校纪英同我是年起就在人大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长期共事的老战友，他对我的历史十分了解。我早在年福州英华中学上高中一年级时就创办过《成渊通讯》，年创办《英华消息》，年上北京大学时又创办过《十二月》壁报，年在解放区华北大学参与编辑《华大青年》，年任人大历史系工会学习委员时又创办过《社会主义科学简讯(文摘)》。正是他推荐由我从年开始主编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会刊。我对创办刊物是有些经验和浓厚兴趣的。所以我乐意在教研工作十分繁重的条件下主编全国学会的会刊。要在业余时间办好这个刊物，一定要靠同行同仁集体力量，通力合作。我立即决定约请我校洪肇龙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王兴斌为杂志副主编，同时在全国开设国际共运史课程的高校教师中聘请特约通讯员，为我们刊物时常供稿并报道各校各地国际共运史学会活动和教学中提出的问题，以使在刊物上展开讨论和争鸣。刊物决定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印刷厂印刷并组织发行工作，具体事务由王兴斌副主编负责。
我担任主编后，首先拜访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研究室主任李骥，他是我年上半年在晋冀鲁豫解放区北方大学的同学，又是现任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副会长之一，要他请中联部副部长李一氓为刊物题名，并且要他为刊物赐稿并约请中联部其他有关同志赐稿。后来李骥本人和曾任中联部副部长又是我们学会顾问的叶蠖生老同志就给我们刊物写过多篇重要文稿。这本会刊在七年之中曾经两次改名。年我开始主编时沿用原来刊名《国际共运教研参考》，年就改名为《国际共运》，我另请中共中央原中宣部部长陆定一老革命家为刊物题写刊名。为什么要改变刊名呢？我在年第1期中以本刊编辑部名义特别发表声明：由于年中共十二大提出了开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纲领和我*在国际共运活动中的原则(即*与*之间关系的四大原则)，“新的历史任务需要国际共运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开创一个新局面”，即“面向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面向当代国际共运在各*独立自主原则下蓬勃发展的实际，深入系统地开展工作。当前尤其要加强对国际共运现状的研究，加强对社会主义各国现状的研究，加强对当代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研究”，改变刊名是“为了使本刊适合广大干部理论学习的需要，使刊物不仅具有专业性，而且带有群众性，为广大关心国际共运发展的同志提供新的资料和动态。作者和各地特约通讯员来稿时也请注意本刊要求的变化。我们将努力把本刊办成全国国际共运史教研工作者和爱好者探讨问题、交流成果和互通情报的学术园地”。同时本刊从年起成立一个出版委员会，由4个主办单位和编辑部3位主编和副主编组成，编辑部还聘请北大*宗良、北师大张伟垣和人大李景治3人为特约编辑，其中北大*宗良负责编辑学术动态专栏。总之，编辑部的队伍大为加强，大家都自觉自愿地为办好学会的刊物而尽义务。
到年，《国际共运》改名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原因是《国际共运》这个名称在社会上和邮寄中容易引起误会，人们误以为这是研究国际共同运输或共同运动的。我又另请老革命家为刊物新名称题字，同时从年起又进一步加强了编辑出版工作。主办单位增加了中国社科院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而且编辑部原设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治系，从年起改为设在社科院马列所，由马列所的杨双同志作为常委编委，发行也由第二外国语学院改为马列所。编委会编委又增加了杨双、孟全生、*宗良、张中云、张泽森、许可成、周肖文。应该说，刊物越办越生动活泼，来稿和订户也越来越多，最多时每期发行册。刊物除了发布学会活动外，分设重要论文和重点文章、学术研讨与争鸣、文献资料、书讯与书评、学术通讯、读者信箱、文海拾贝等众多栏目。作为刊物主编，我对每期组稿、编稿和最后定稿都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