贬抑桐城派的众声及其文学史意义 [复制链接]

桐城派研究

贬抑桐城派的众声及其文学史意义

——以“局外人”日记为考察范围

徐雁平

作者：徐雁平，年11月生，湖北浠水人，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博士学位。年3月留校任教至今。现为南京大学文学院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院教学副院长。承担国家级、省部级项目10项，代表著述有《清代家集叙录》（3册，编著，安徽教育出版社，年）、《清代家集丛刊》（册，古籍整理，与张剑合作主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5）、《清代家集丛刊续编》（册，古籍整理，主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8）、《清代世家与文学传承》（三联书店，2）、《清代文学世家姻亲谱系》（编著，凤凰出版社，0年）、《清代东南书院与学术及文学》（安徽教育出版社，）等。作为参与者，与友人张剑、彭国忠主编《中国近现代稀见丛刊》（已出版4辑，第5辑13种今年8月出版）。曾获第二届中国出版*府奖图书奖（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0）、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一等奖（6）、第六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奖青年奖（2）等奖项。所主讲本科生课程“中国古代文学（一）”6年入选南京大学首批“百优”课程。

摘要：桐城派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延续时间最长、最有派别意识的文学流派，它在道光朝以后影响更为广泛，很多读书人的日记中有研读桐城派古文选本和桐城名家文集的记录，记录中既有推赏的文字，也有批评贬抑之声。本文选取桐城派之外文人，如李慈铭、谭献、袁昶、张佩纶、皮锡瑞、张棡、徐兆玮等，考察这些“局外人”在较为隐私的日记中如何更直接、真实地批评桐城派，从一个特别的视角探究桐城派在拓展过程中所遭遇的境况及其显现活力，进而揭示某一作家、流派的贬抑之声在文学史的影响研究中有较特别的意义。

一、引言

清人日记在清代文史研究中的独特价值，已得到学界普遍认可。日记因其所记录内容细节丰富、较真实地反映日常生活的客观状态等特点，在文学研究领域中不但可以作为还原历史语境的一手文献，还可以提供多种观察文学创作与传播的视角。以较为具体研究领域而言，譬如在桐城派研究中，日记的作用非其他类型文献可以替代。可以用来研究桐城派的日记大致可分为两类：其一，出自桐城派作家之手，如吴汝纶、姚永概等人的日记，还可将桐城派作家后人的日记纳入，如贺涛之子贺葆真的日记；其二，桐城派之外文人的日记，暂命名为“局外人”日记，如本文主要引用的李慈铭、谭献、袁昶、张佩纶、皮锡瑞、张棡、徐兆玮等人日记。这些人或与桐城派中人有直接交往，或者仅仅是阅读过桐城派的著述。之所以选择这类文献，其用意在考察“局外人”如何保持距离地评说桐城派。

“局外人”日记中的桐城派记录，多近似于“断片”，然其因为偶然的机缘触发，不是精心组织、润色的文章，被“过滤”的程度较轻，其中有话直说的即兴指点得以保存。利用“局外人”日记研究桐城派，可以建立一个论说和考察角度：在桐城派人的“自说自话”之外，其他人如何看待桐城派？其他人的记录与评说，也有层次之分，是公开的（如文集）还是相对隐秘的（如日记）？在相对少顾忌的“局外人”日记中，桐城派又是以何种面目出现？在研究文学的接受反应时，要时时警惕文体的内在制约，而“局外人”日记所保存的即兴、未经修饰的“外部声响”，无论就桐城派研究文献的拓展还是视角的更新而言，对于考察桐城派的社会影响力，皆有不可多得的价值。

文学的影响研究，一般重视著述的编刊、版次、选本、批点等方面的研究，然被批被贬似乎作为“不利因素”被忽略。保存在局外人日记中刺耳的批贬之声，可在与其他声音的比照之中，为桐城派研究提供新视角。伽拉姆在分析叙事的语义结构时指出：“文本的世界不再以线性的方式发展，而是以深度结构的方式发展，同时与周围的环境相关联。”若借用此思路，则局外人日记的作为史料与视角引入，可以探究桐城派不是“顺滑”的线性发展，派内派外皆有“杂音”，并且牵涉文化、文学的方方面面。

二、钱大昕之说与批贬桐城派的主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