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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年10月5日是王炳照先生去世七周年忌日。我们或曾上过先生的课，或听过先生的故事。值先生逝世七周年之际，特刊梅子时节纪念文章，以缅怀先生。
“不思量，自难忘”，王炳照先生已离去整整七年。先生在时英东楼前那参天的白杨已被碗口粗的杜仲所取代，办公楼里到处有小篆体红色的“教”字装饰，就连办公室的门也统一为暗红色防盗门。对于一届又一届的新生，王炳照先生，已经成为他们入学时人手一册的那本口述史中的传主，那个擅长讲故事的老头。作为口述史的整理者，作为先生的弟子，偶尔会被学生们问起，传说中的先生是怎么样子？
从先生游七载，在先生的众多弟子中，我是少数几个敢和先生“没大没小”的，恣意随性；先生罹病期间，也曾和师兄们一起侍奉医药，直面生死；先生走后，协助整理了先生的文集、纪念文选，体味人生；但是，面对学生的好奇，我却不知从何说起。曾听几位年长的师兄感慨，说《论语》中“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是先生贴切写照。仔细想想，于我，先生印象，却是和一个又一个好玩的故事重叠在一起。先生喜欢讲故事，喜欢谈论轶闻趣事，喜欢品评人物，且因为配合了先生的音容笑貌，言语幽默更见真性情，自有一份独特的魅力。先生“神聊”时总是会不时抽上一只烟，谈到兴奋处常会哈哈大笑起来，孩子般的可爱。
吾身三生有幸，得遇先生。
一、先生的口述史
英国作家罗.勃朗宁说：“故事永远是旧的，也是新的。”
那时，英东楼前的参天古树尚在，乌鸦依然日暮归来，楼内布局尚未翻新，淡淡*色办公室门泛着岁月的光泽……那些古老的故事啊，到今天又成了新的传奇。
帮先生整理故事的动议很早，年《国家教育行*学院学报》“教育学人”约稿，我和克灿师兄一起承担了这个任务。早年毕业的师兄师姐纷纷动议在此基础上做先生的口述史，把先生的风趣故事记录下来，也有出版社来约稿。但先生态度很坚决，说“我就是个普通的教育工作者，没有什么可以立传的”，“你们有精力去干点有意义的事情吧”。
实际上，先生一直注重和提倡教育史研究方法创新，他是非常支持“口述亲历”这种记录史料的形式。在协助他做“北师大百年史”过程中，他多次给我讲要抢救史料，有意识的指导我去访谈潘欢怀先生、程舜英先生、蔡春先生、何兹全先生、龚书铎先生、王世强先生等等，叮嘱我要录好音、做好笔记，说这些都是不可复制、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他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他一直以为自己还不够老，应该把时间挪给这些老先生。几位师兄要我平时留心，为老师的80寿辰出一本口述史早作准备。几年来，日常也积累下来不少材料，但是东鳞西爪，不成体系，我以为还有好多时间可以慢点做，岁月悠长，有的是时间啊！
年底，北师大校报拟在《讲述》专栏连载先生的口述历史，希望我能帮助整理，我觉得这是个好机会，就“先斩后奏”，然后用“这是宣传部的任务”来“软磨硬泡”先生，之所以敢如此放肆，是我知道他一向遵从“组织安排”，先生果然“中招”。年后不久，师大出版社郭兴举编辑约稿，建议在这个基础上作“先生口述史”，“毕其功于一役”，先生也就不再反对，我们列下了一个简要的计划和整理原则。那段时间我借调校办，白天工作忙碌，查漏补缺的记述只能放在下班后，而整理工作大部分是在晚上完成。为了能按时在年6月底拿出初稿，我又恢复到读书期间的习惯，整理完一部分，就用电子邮件发给先生，他打印下来，逐句审核，等周末集中时间，他再一一指给我看，逐一修改。
先生的博闻强记是出了名的，他经历的好多事情都能详细的讲出个来龙去脉。他年进入到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学习，年服从分配进入第一届中国教育史研究班继续深造，担任班长，受邱椿、邵鹤亭、瞿菊农、毛礼锐、陈景磐、陈元晖先生等业师指教颇多。年毕业留校工作至今，始终没有离开过教育史教学科研第一线。先生特有的豁达、幽默，还有对新中国60年曲折历史的亲历，自然形成了他口述历史的独特风格。我知道，他的故事本身就是一部新中国60年教育史学科发展的历史，其中包含着忆旧的温馨，峥嵘岁月的坎坷，包含着对80年代以来思想解放后的教育史学科发展的激动、还有对学科将来发展的展望。在整理的过程中，我能真切感觉到他对新中国教育事业的感情，对他已经学习、工作50多年的北京师范大学的热爱，更有对为之奋斗了50余年的中国教育史学科的深深眷恋。他喜欢讲故事，喜欢笑，喜欢在轻松幽默中说明自己的一些想法。在整理口述史之初，他便和我明确了体例，他希望能将这种风格在口述史中体现出来。
记述故事的过程是轻松的。随着先生的讲述，我仿佛穿行在历史故事的隧道中，在这里，既有30年代的冀北农村人们生活的窘迫，也有农民对私塾教育和新式教育的真实心态，既有贫瘠童年生活中的些许快乐，也有农家子弟求学路上的种种艰辛和偶然；在这里，背影日益模糊的研究班导师群体慢慢清晰起来，独特的精神风貌卓尔不群，消逝在岁月中的青春也随着那火热的年代逐渐鲜活、青葱，仿佛就在眼前；在这里，我不大熟悉或原本熟悉的教育学院的老先生们，卢乐山、*济、顾明远、吴式颖、王策三、厉以贤、孙喜亭……；较先生年岁稍小的王善迈、靳希斌、林崇德、王英杰、劳凯声；先生研究班的老同学，苗春德、雷克啸、陈德安、苏渭昌、宋元强、邱槿、何晓夏……，还有河北大学的滕大春先生、阎国华先生，华东师大的瞿葆奎先生、李国钧、孙培青、江铭、张惠芬和郑登云“五虎上将”，厦门大学的潘懋元先生，浙江大学的田正平，还有张斌贤、周洪宇、杜成宪、刘海峰、刘虹、阎广芬等教育史的中坚学者……老师如数家珍，津津有味的讲着他们之间的交往，他们之间发生的逸闻趣事。这些原本不在我们计划之中，先生谈的兴起，我也听的耳热，常常不知不觉，已是万家灯火，夜幕降临。这时候，师母催回家吃饭的电话会适时响起，我便自然而然到家里蹭饭。晚饭后继续开谈，有时候师母也会加入进来，饶有兴趣的回忆他们共度的峥嵘岁月、苦乐人生。我常常产生一种错觉，我不是在整理先生的学术人生，而是在做一部浩大的中国教育学百年史，他们的故事在口述史中得以延展。
整理口述史的过程是艰辛的。口述史虽是以讲故事的形式呈现，但成文后史料的核对和确认，先生一丝不苟，是以一种史学家的严肃态度来对待的。有时候为了核实一个资料，常常要查阅大量的文献，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他的本科阶段和研究班，他说时日久远，记忆难免会有出入，特别是研究班，说当年全校共招收研究生39名，他们班同学占20人，该年正式实行导师个别指导制，有很多开创性的做法，这段历史值得后人研究，不可马虎。他要求我抽时间到学校档案馆核查-年之间教务处、校长办公室和*办的相关卷册，我多次往来档案馆，还请学生帮忙复印。起初我对这个做法有点不解，嘟囔“这哪里是在作口述史，就是在作论文啊”；“口述史不就是有个人色彩较浓、不大容易客观的特色吗！”，先生笑笑，说“从我们这里尝试着做点改进吧”。这个尝试背后，我体会到的是一个老教育史工作者对新的研究方式、教育史学科发展的执著追求。
二、机缘巧合：早期求学轨迹
在先生的讲述中，一连串偶然性的巧合改变了他的求学轨迹。作为一个来自“我们县基本上是河北省最穷的县，而我们村又是县里数着着的穷村，我们家差不多是村里最穷的家”[1]3“三穷”的农家子弟，原本应该象同龄、同境况的大多数孩子一样，“在村子读几年书，识几个字，然后务农；要是心灵手巧的话，也可以学个手艺，我的几个弟弟就是这样发展的”，但太多的巧合，他不仅到邻村读了高小，到县城读了初中，还到保定府念了中等技术学校。从年村塾启蒙到年中技毕业，早期的求学经历，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前后教育发展更迭。中国农村家长对读书的心态、乡村文化权威塾师的断言、“供给制”的老解放区传统以及“教育向工农开门”等教育*策，与学子本人强烈改变自我愿望交织在一起，成了种种巧合的前提。
七岁开蒙，先生求学经历从半私塾性质的村小开始。村小是“由私塾改良而来的，设在村公所，由老祠堂改建，光线不大好。老师是一个落魄的秀才，五六十岁的样子，本村人，算是我们比较远的同族同宗，曾参加过几次科举考试，后来到县简易师范学习了两个月，混了个‘出身’，回来后便成了小学的唯一教师，我们依然称之为先生”，村小的学费沿用村塾“实物充当”的惯例，“入学时是两筐土肥，父亲直接挑到了先生的田里，过年时还须送一包猪肉或其他点心来孝敬先生”，老塾师对新式教法糊里糊涂，教的依然是“人之初、性本善”、“赵钱孙李”，大字描红，自然、科学、体育一窍不通，“家长们却没有什么意见”。这种私塾式教学一直持续到入学第三年，年，县里派来的新式师范学堂的毕业生代替了老秀才，废除了读经、描红，开始学习“小猫叫、小狗跳”，体育、音乐也像模像样开设起来，不再收学费，老师也不再给村里男孩起名字。“家长们对他们到来以及新的课程、教法很摇头”。[1]16-17
不管私塾还是新式教育，先生都以满腔热情来对待。私塾时对“满满一桶灯油，再也不用为油灯担心”的心愿，新式老师来了后对教室改变的诗情回忆：“老师们用白灰重新粉刷了老祠堂，把糊在窗棂上的旧纸全部撕去，装上了毛边玻璃，教室里的光线好了不少，上午阳光一束束射进来，能看到好多灰尘在阳光下翻舞、滚动，伸出手却什么都抓不到，感觉很新奇”，背后都隐藏着先生读书的渴望：“总感觉书里面有一个不同于我当时的世界存在”，为了这种感觉，学习认真刻苦，“先生布置写三行，我大多写十行”，给老师、家人留下“是个读书胚子”的很深印象，为到邻村读高小作了重要铺垫。
当时采取“六三三”学制，小学阶段分为初小四年和高小两年。初小毕业，村里初小的二十多个孩子，有五个孩子考上了高小，先生是其中之一。同年龄相同家境的孩子已开始随大人下地干活。“当时大伯的意思是认识几个字就行了，庄户人家的孩子读那么多书干吗。便开始下地干活，但一天下来的风吹日晒，皮肤上长满了水泡，几天后浑身上下长满了水泡，一层一层地蜕皮，痛苦不堪。村里的郎中说是对日头晒过敏，吃药也没用，干农活，哪里有遮风避日的地方？”“不是干农活的料”，加上之前老师“这孩子是个读书材料”评语在父亲心里投下的不安，父辈们便下了决心：“让他再进几年学，多认几斗字，将来也好混口饭吃”，[1]18-19邻村读高小成为了现实。
“农家子弟读书无用”论在初中升学时再次成为“拦路虎”，这次扮演“巧合”的是天灾洪水。高小毕业后，因县城没有初中，先生投考冀县和南宫两所县级初级中学。但当两张录取通知书送到家里的时候，遭遇到一家之长的大伯坚决反对：“要外县去上学，且不说要预备单独的铺盖的困难性，单说离家越来越远，考上学就再也不会回来了；假设考不上学，那白读几年不是瞎挡隔工夫，即便回来也毁了，读得那些书在农村完全派不上用场，还不如早点长点本领。父母觉得我比较灵巧，便决定让我跟从舅舅学习木匠活。正当我为木匠学徒做准备的时候，一场洪水却成全了我继续读书的梦想”。[1]20突如其来的洪水将地里的庄稼冲个精光，家里粮食顿时紧张起来。冀县中学按照老解放区的模式，采取配给制，每月的60斤小米一半用作膳食，一半作为服装、文具和日常用品开支，家里不用出钱。这些条件在洪水肆虐家乡后变得有相当吸引力。“大伯最后拍板决定，吃你那60斤小米去吧”。[1]20-21这种情形，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进行了详细描述：“乡村小学校的教材，完全说些城里的东西，不合农村的需要。小学教师对待农民的态度又非常之不好，不但不是农民的帮助者，反而变成了农民所讨厌的人。故农民宁欢迎私塾，不欢迎学校，宁欢迎私塾老师，不欢迎小学教员。”[2]12对于年代后期的“乡土中国”，费孝通先生亦同样指出农村家长对于其子弟读书的无为态度，[3]12-23先生作为长房长子（过继给膝下无子的大伯），大伯自然希望“养儿防老”，留在身边，养老送终。
“看看书里面不一样的世界”的念想，一直作为强大内驱力，不仅维持寒暑假一天一夜“急行*”、徒步华里回家；还可以激发“学生们拉成一串边走边睡”、“硬纸板垫棉鞋底抵御雪寒”、“第一碗饭要装半碗才能吃到第二碗”等生活智慧，而且，在积极情感的暗示下，学校周末的包子、红烧肉成了写意的“饕餮大餐”：“最让人神往的是星期天，学校按照解放区的传统改善伙食，中午是肉包子或红烧肉，每周轮换，不限量供应，这对于肚子里少见油水的学生们，无异于是天下最美味的佳肴。每到星期天，早饭肯定不能吃，要留着肚子，中午吃撑到走不动，晚饭就免谈了。大包子我能一口气吃五个，同学中最高纪录是九个；红烧肉专门挑肥的，眼睛都不眨一下，满满一大碗红烧肉就进肚子里了。每周大餐后，同学们三三两两地，夏天找稠密树荫，冬天找向阳的麦秸垛，艰难的躺下，双手摊着，一动不动，一直躺到漫天星斗。”[1]23如此快意人生，哪里有半分物资匮乏的灰暗？
从初中开始，先生便开始靠国家资助读书，“不再花费家里一分钱，实际上家里也没有那‘闲钱’供我读书”。在旧中国，对于一个‘一贫如洗’的农家孩子来讲，没有经济实力支撑，很难有读书升学的机会。“我求学经历本身就是新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个缩影，是各级*府严格贯彻‘教育向工农大众开门’方针的受益者”，[1]21新中国成立后，大力发展中等技术教育的*策，为农家子弟提供了较多继续升学机会。
冀县中学毕业时，父亲已病逝，身为家中长子，从情感和责任上讲，都希望自己能早点挣钱养家，先生选择了河北省建设学院财经部（后改名为河北省保定财经学校），学习会计专业。“学校位于保定市，是两年半的中等技术学校，不收学费，每个月还有生活补助，具体多少钱记不清了，反正够吃饭，一年下来节省一点，还可以买双袜子、买包牙粉等日用品”。此时，认真学习《财会原理》、《成本核算》等专业课的动力，是“早日成为一名合格会计、早日养家糊口”，“看看书里面的世界”梦想已被现实生活目标所取代。年2月，先生毕业分配到石家庄地方国营棉织厂，担任出纳，每月工资35元，“有了工资，生活的压力减少了。厂里有不少上海、北京高校毕业的工程师，看着他们神气的样子，心里很是羡慕，觉得这辈子要是能有机会上上大学，那该有多好啊”，这个压在心里的梦想，在数月后竟然有了实现的机会，工作刚3个月，厂里要精简行*人员，而当年高考生源不足，国家鼓励社会青年以同等学力参加高考。就这样，厂里默许几个年轻人在不耽误工作的情况备考大学。在老工程师的鼓励和建议下，他们报考了北京俄文专修学校（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前身），8月中旬，先生收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俄语翻译（师资）方向，“我拿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尽管不大愿意学外语，但有个大学上，圆了自己的大学梦，还是特别开心的。”[1]28-29就这样，工厂精简人员和国家高考合格生源不足等原因，再一次凑成了“机缘巧合”，经过不足半年的工作后，先生的求学路再次延展，这一次，走到了首都北京。
三、误打误撞：长达六年的大学生活
北京俄文专修学校的大学生活只持续了两年，因为中苏关系恶化，俄语人才需求锐减，在学校动员下，先生先生选择转学到北京师范大学，插班到年9月入学的教育系新生中，重新读一年级，年7月毕业。他的大学，持续了六年之久。
年9月，先生背着简单行李，几件换洗衣服和母亲熬夜赶制的两双布鞋，第一次坐火车，来到了北京。北京俄文专修学校的学习是紧张的，来不及欣赏北京古城的景色，便遇到了学习俄语的困境。“对于我这个仅有几个俄语字母基础的社会青年是个大的挑战，第一节上课楞是一个单词都没有听懂。对于外语学习，我只有初中三年的英语经历，但这种经历却成为俄语学习的障碍。由于习惯了英语的发音和拼音，学了好几个月俄语总是别不过来，两种语音总在脑袋里打架，好不容易想清楚了，说出口却是另一回事，惹得全班哄堂大笑。我就暗下决心，要下更大的工夫去赶上班上同学。”[1]35这种努力犹如一场长跑比赛，半年后有了明显效果。正当先生为成为合格的俄语师资努力时，中苏两国关系渐趋冷淡，俄语人才过剩，学院动员该届余名学生转学，选择范围为北大、人大、北师大等在京高校的所有文科专业，他选择了北师大。年9月，先生作为插班生，进入教育系学习学校教育专业。
年的高考，正处于“反右派”后期，在新生录取时，*治表现与家庭出身占相当分量。据学校档案显示：由于招生时注意贯彻阶级路线，教育向工农开门，这几年，工农子女入学人数逐步增加，年入学的学生中，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占14.8%，年为19.7%，年新生中，工农成分占36.5%。[4]28年入学的教育系学校教育专业，全班51人，工农出身的占到了50%以上，班里有四类学生组成，包括应届高中毕业生、调干生、工农速成中学和外校转入，除去转学的学生，其他都经过了相当严格的入学考试，不同于年对待调干生和工农速成中学的“推荐为主，考试为辅”的选拔模式。按照国家*策，师范生免学费和住宿费，每个月还有一定数量的生活费，家庭贫困的学生还有2-4元不等的生活补助，这些*策支持，是先生得以继续读书的坚固后盾。
教育系的课程，对于俄语专业转学过来的先生来讲，是比较轻松的。“因为我专门学习过俄语，外语课轻松过关，其他公共课在俄院基本都学过了，加上我属于病号，体育免去，一些可以自学的课程亦可以免听，只要参加考试就行。”这样，大量的时间便被“蹭课”所占据。“到中文系、历史系区蹭课，偶尔也到哲学系，和他们系同学的熟悉程度不亚于我们教育系”。[1]54,59蹭听的课程，以语言文学和历史文献的基础课为主，“《文字音韵与训诂》、《先秦文学选》、《历史文献学》等，还有《西方哲学》、《哲学史》，都系统的‘蹭听’过。钟敬文、白寿彝、陆宗达、陶大镛、*药眠、郭预衡等先生都是在那个时期认识的。钟先生的民间文学讲的很有意思，更让我佩服的是，他能从一个民间故事背后找到蕴涵的民族信仰，让我真切体会到‘微言大义’；白先生的课堂穿插了很多历史故事，这种‘寓论断于叙事’的本领的确高超；听陆先生讲《孟子》，有点余音绕梁的感觉。”先生自己认为这段“蹭课”为自己打下了比较扎实的中文、历史的底子，对后来的中国教育史专业研究有很大的帮助。蹭课中，“印象最深的是蹭历史系侯外庐先生的课。老先生的课讲得有点深奥，课外需要查阅大量辅助材料，最初选课的学生有20多个人，到了最后，坚持下来的只有3个，偶尔一次，候先生和我聊天，才发现每次课都特别认真的学生居然是旁听生，他望着我哈哈大笑。后来上课居然屡屡关照我，问我是否能赶上进度，对一些历史事件的看法，先生的这种平易近人的态度和宽容，让我受宠若惊。等我自己做了老师，对于旁听的学生，总是格外宽容，对于他们在课间问这样那样的问题，我总是不厌其烦、耐心作答。有些青年教师很不解，我总是笑笑，这里面蕴涵着一种情结，我能做的，只是将它传递下去而已。”[1]59-60先生在蹭课的过程中，结识了众多知名先生，领略了不同的大师风采，为自己之后做学为师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当然，蹭课之余，本专业的课程也没有拉下，笔者从北师大档案馆中翻检出先生本科时的成绩表，“优等”居多，征得其夫人胡秀英女士的同意，放在文中，如下图所示：
资料来源：教务处：《一九六一年教育系毕业生注册表和历年成绩表》，北京师范大学档案馆藏，-50。
上表中，“优等”的课程中，有数门课程是先生甚为喜欢的。“一门是马特教授讲的《形式逻辑学》，其二是张厚粲先生的《普通心理学》，第三门课是《教育史文选》，是由邱椿、瞿菊农和董渭川三位先生分段上的”。在口述史中，先生很坦率讲授课教师的名气和上课风格是吸引他的主要原因，比如《教育史文选》，邱椿先生是二级教授，学问非常了得，与当时华东师大的校长孟宪承教授并称为“南孟北邱”，瞿菊农、董渭川为三级教授，“对于这些新中国成立前就赫赫大名的先生，来教我们这些本科生，我们是怀着很敬佩的心情来听课的。我觉得他们学识功底厚重，讲课风格引人入胜，听他们的课简直是一种享受，我非常佩服这些先生，‘爱屋及乌’，也特别喜欢这门课。”[1]54,56
年开始的“教育大革命”，延续到年前后，先生的师大四年，有四分之三是在*治运动中度过的。随着国家的提倡，劳动任务制度化、日常化。年班里办了玻璃丝厂，花了两个月给实验小学盖了一栋教学楼，十三陵水库劳动、参加大练钢铁，还负担着学校分给每个班的菜地。为了劳动的便利，“系里给每班拨了一些工具，让同学们自己保管，最开始，大家还把工具放在宿舍里，但发现用时还得去宿舍去取，比较麻烦还耽误工夫，就索性将工具带到教室，放在后面，下课后直接进菜地或工地劳动。逐渐的，教室后面堆满了各式各样的劳动工具，有铁锹、锄头，有装土、捡粪的箩筐，有挑重物的扁担，还有大扫帚、灰斗、挑粪的大木桶……一应俱全”，[1]66他们的大学课堂及教室的布置，很有时代的特点。
“教育大革命”逐渐掀起高潮，学校的正常的教学秩序受到冲击，各式大评判、大字报进入到课堂，师生的思想改造也相继热烈，不断有同学被“对号入座”，“上纲上线”，思想上承受了很大压力。先生由于出身贫农，却因“穿戴三宗罪”（耐穿的墨色仿府绸、裤子有裤线和同色补丁）被认定为“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被卷入思想改造中，班里甚至还派人到老家去暗访，核对是否真的是贫农出身。
“看看书里面不一样的世界”不仅转化为先生“爱读书”外在表现，而且还成为他选择爱情的标准，同班的胡秀英是青岛姑娘，人很善良、热情，“慢慢地，随着我们之间的认识加深，发现我们有不少相似的地方，她也喜欢读书，每次我去教室看书，总能发现她也在那里”，有意思的是，当班里同学陆续知道了“我们俩的事”，还用“宝黛读书图”的漫画来表达他们的看法。[1]80-81由“喜欢读书”结缘，进而牵手一辈子，读书的力量辉映到爱情生活中。
从俄院转学北师大时，先生肺结核尚未痊愈，由于身体原因，一入学便被安排在学生病号隔离区，为了更好的通风，每间只安排4人，有专门的病号食堂。多年后，先生回忆起生病的经历，竟然说是“因病得福”：“病号隔离区简直是个‘世外桃源’，在那么一个纷乱的*治运动时期，给了我一个安静读书、接触大师的机会”。[1]61这种感触与当时的*治氛围是密切相关的，年入学的学生中，*员比较多，不少同学积极追求进步，他们对很多事情都很热情、主动，“连我这个‘驻外大使’也经常有积极分子去关照、看望”，被动员参加各种*治活动，“我觉得当时那些积极分子每天都忙于*治，不大读书，从我心里讲上大学就是要读点书，不愿意当他们的入*积极分子，我便借口身体原因，避开了班级的火热*治氛围，静心读书”。[1]51“看看书里面不同的世界”，幼年时埋在心中的种子，穿越岁月，在那个纷乱的*治运动年代，生根发芽，葱蔚洇润。
四、组织分配：四年的研究生班
年，中共中央在全面调整经济工作的同时，总结“教育大革命”的教训，对文化教育的方针*策做了全面调整，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指导下，要求高校尽快恢复教学秩序。北师大也开始对原先批判过的学科陆续澄清，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起用一些被评判的知名学者。年，为解决高等师范学校教学中教育史师资短缺的燃眉之急，教育部决定由北师大举办一届教育史研究班，先生作为年教育系应届毕业生，“服从组织分配”，进入研究生班继续学习。
教育部年的《高等学校培养研究生的暂行规定》第一条规定：“为了适应科学文化事业和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促进学术水平和教学质量的提高，高等学校应该逐步创造条件，有计划地招收和培养研究生，建立和健全研究生培养制度是我国自力更生地培养质量较高的科学研究人员和高等学校师资的一项根本措施”，显然，北师大年开办的教育史研究班是我国自力更生培养研究生的具体实践。[5]而就当时的历史环境讲，“创办中国教育史研究班，也有传承学科、培养学术梯队及改造旧知识分子的内在目标在里面”。[6]14经过年院系调整，北师大教育史研究室集聚了“五大教授”（邱椿、邵鹤亭、瞿菊农、毛礼锐、陈景磐），“记得当时有系领导对我们直接讲，你们的任务是从那些‘旧专家’那里学本领，要逐步取代他们，培养我们共产*自己的教育史学科的专门人才”。[1]84为了选拔到“思想进步、业务优秀、身体健康的35岁以下”优秀人才，学校要求要对学生进行“推荐加考试”进行甄选，规定考试分哲学、外国语（俄语、英语任选）和中国教育史三门，还专门发布了考试的参考书及参考资料，如哲学的参考资料为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7]从档案资料看，中国教育史研究班的培养目标是高等师范学校中国教育史师资和从事中国教育史研究工作的初级人员，修业年限为三年。
对于进研究生班继续学习，先生最初态度并不积极。“一是家庭比较困难，想早点工作；再者觉得自己老大不小了，我是工作后考的大学，且一读就是六年，当时已经27岁，应该工作了”；面对系领导指向性的谈话，他每次都以年龄可能超标来搪塞。教务处8月中旬发布了招生办法，35岁以下均可，“我没了借口，从学校到系里，反复动员我，最后直接说进研究生班学习是组织上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先生服从组织分配，进入研究班，每月42元生活补助，师从邵鹤亭先生，年改为陈元晖先生名下（因编写教材需要，北师大特从中央教科所聘请来陈元晖先生，负责老解放区教育史，先生和另外两名同学被重新划分到陈先生名下）。
研究班20名学生中来源于两个渠道，一是从本校本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教育系8人、历史系6人，*教系1人），一是地方师范院校中选送。“他们原来所学专业不同，所学课程大都不够系统也不扎实，中国教育史的知识较差”，有鉴于此，学校教务处制定了详细的培养计划，采取系统理论学习和科学研究相结合的办法，三年的时间分为前后两段，前一年半用于系统学习，使学生掌握中国教育史的基本知识和有关基础理论，掌握一定的原始资料及运用古籍的能力，为进行科学研究做好准备；后一年半主要进行科学研究并扩大、加深理论基础和专业学习，了解本学科的最新成就，写出毕业论文。
表中国教育史研究生教学计划表
资料来源：教务处：《一九六一年研究生培养计划》，.1-.12，北京师范大学档案馆藏，-28。
“研究班的学习是充实、紧张的”，年以来，由于中央一系列*策、条例的出台，学校的教学秩序逐渐恢复，开始注重教学质量，50年代末“反右派”、“拔白旗、插红旗”、“教育大批判”中被破坏的师生关系得到极大改善，*治空气轻松，师生都渴望尽快提高教学质量和水平，“师生间洋溢着敬业重道和积极进取的激情，读书治学的氛围浓厚”。[1]88-89璀璨的名师队伍对研究班的学习助力颇多，[8]在学习中，老先生们有一个一贯的要求，强调研究性，对一些重点问题或者专题性的问题，重点讲述之余，围绕课程进度，还要给学生布置学习任务，向研究性侧重。
“我们那时读书要做三件事情，一是做卡片，一是写读书笔记，还有一个就是读书心得，这三件事情是联系在一起的。书最精彩的部分摘录下来，做成卡片；是把你读书做的卡片比较系统的整理一下，形成读书笔记；在读书笔记的基础上写一个心得体会，可详可略。做卡片要求仔细详细，因为那是检验你是否真读了书，实际上带有相当程度上的抄书性质。这些作业导师是要检查的，规定我们每月要交读书笔记及读书心得，届时导师会在家恭候，并对作业进行认真批改，做的好的进行表扬，不足的予以指正，同学们不敢有丝毫懈怠和马虎。在这种比较严格要求下，我在图书馆翻阅了很多书，有教育史的，有历史的，也有哲学的，不管看懂看不懂，尽最大力量的去看，就这样，好多书都翻过、看过，打下了比较扎实的资料积累基础，对后来的研究工作帮助很大。”[1]91-92先生回忆，两年多的时间，在北师大图书馆抄过《古今图书集成》、《文献通考》、《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及著名书院志、蒙学读物、笔记小说和地方史志等，“集页盈尺”，为之后的研究打下了坚定的资料基础。
从档案中显示的成绩单来看，先生延续着本科阶段“优等”的传统，毕业论文题目是“陶行知生活教育论”。如下图所示：
资料来源：教务处：《一九六4年中国教育史研究班毕业生学籍及成绩卡片》，.10-.7，北京师范大学档案馆藏，-63。
这张薄薄的档案，不仅提供了先生的学业成绩，更提供了一个细节，毕业年月与毕业论文评议日期的不同。档案显示，先生的研究班毕业年月为年7月，毕业论文评议日期为年10月8日，有一行短短的“64-65学年参加农村四清”为这日期不一致作了简要说明。“年*治运动又来了，我们被赶到乡下去搞‘四清’了，平静而有规律的学习生活结束”，“对于我们那个时代的人来讲，*治运动如家常便饭，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涉足其中”，[1],这次，先生和他们的研究生班同学们，赶上了“四清”，而且是先后下去两次，毕业整整推迟了一年。
多年后，先生回忆起这段“服从组织分配”的研究生读书时光，深有感触：“这些年，我常常想，如果我当时坚决反对，可能也能成功（不继续读书），之所以当时能‘服从组织分配’进入了研究班，可能更多的是顺水推舟。从孩童开始，我就比较喜欢学习，总认为多学点比少学点好，到了北师大，真切感受到教过我们的邵鹤亭先生、毛礼锐先生等学识渊博，对那些学贯中西、文史哲兼通的老先生们很是仰慕，觉得他们很有学问，爱屋及乌，对他们所从事的中国教育史专业的学习充满了期待，是潜意识中的愿望在外部力量的促使下，我选择了继续读书”，[1]87偶然事件背后有着非偶然的推动力。
五、伯埙仲篪：求学岁月的同学情谊
学界对于同学同乡的作用，有广泛的认可，“中国为人情社会，而且实际上地缘较血缘作用更大，同学同乡又是维系人情的重要纽带，这种感情因素往往制度化为社会组织功能。”[9]良好的同学关系可以成为事业、人生的推动力。先生作为班长，与中国教育史研究班的深厚的同学情谊，为其之后的专业发展积累了人脉。
相对本科时来讲，研究班的*治氛围弱化了不少，“同学们都感于本科期间的频频*治运动，深切体会到求知的紧迫性，精力更多放在了专业学习上，建立在这种共识上的同学关系十分亲密，融洽，同学之间互相关心，不仅在业务学习上你追我赶，相互切磋，*治上开诚布公，坦诚相待，生活上更是互相关怀，亲如兄弟姐妹，我很喜欢这种班级氛围”。[1]很有意思的是，同学们之间沿袭本科时的传统，同学之间很少直呼其名，年龄大的称为大哥、大姐或老杨、老莆，以示尊重，年龄小的称为小蔡、小吴，还有雅称，“邹君孟被称为邹子、宋元强被称为宋子，雷克啸被称为雷克等，尽管我和同学们住在一起，但延续本科时的外号，我依然被称为‘大使’”，这些称呼拉近了同学们之间的距离。同学之间在生活上互相关心，共度难关。多年后，先生回忆起研究班的学习生活，还特别津津有味，讲起他化身“裁缝”的故事。
年的冬天北京特别冷，南方来的同学大多没有棉衣，棉被单薄，为了帮助南方同学度过北方严冬，我们从本科生废弃的草垫堆中寻找出厚实的，拖来铺在他们床上，自力更生，给他们添置了“棉衣”。“商店里倒是有卖成衣的，但一是他们买不起，10块钱一件不是个小数目；二是要凭票供应，从哪里一下子能找来6张棉衣票？最后大家一合计，搜罗棉花票，决定自己动手做。*团支部充分发挥组织力量，经过多方努力，拼凑了6张棉花票，买来了棉花，布票难以解决，最后决定买不要布票的人造棉布，原料弄来了，但新的问题接踵而来，谁来裁剪、成衣？谁会裁剪、成衣？看大家一筹莫展，我主动承担了这个艰巨任务。之所以这样有底气，是因为每年我都动手将自己半旧的棉衣拆洗一次，还能照原样缝好，很整齐。经过认真测量、计算，更考虑到自己的实际水平和原材料所限，我做出决定，‘弃棉衣改棉坎甲’，没有专业的量体裁衣，而是比葫芦画瓢裁剪后，便飞针走线得缝起来，引来不少同学围观，一天功夫，6件絮的厚墩墩、软软的棉坎甲便‘横空出世’，大家穿起来还挺合身，个个都眉开眼笑”，[1]这些简陋的“棉坎甲”，伴着他们渡过了四年的研究班生活，有的同学毕业后多年还舍不得丢弃，用以纪念那个“峥嵘岁月”。
研究班的同学，虽来自不同的校系，专业背景有所差别，但大多是忠实敦厚、潜心笃学的有志青年，每个人虽个性不一，但汇集在一起，便组成了一个和谐奋进、团结友爱的集体。同学之间互相理解、互相关心，班级里充满了理解和善意的氛围。“每个成员似乎都一洗本科时期*治运动频仍的尘埃，有着返璞归真的坦荡和充满青春激情的快意，同学们在如饥似渴的吮吸着知识浓浆，为自己的理想之梦而努力的同时，我们青春的足迹踏遍了京郊大地，我们去过昆明湖泛舟，去过香山、八大处、长城等地远足，十几个年轻人，七、八辆旧自行车，食堂的几个馒头、咸菜，便组成我们一天的丰富的野餐生活，崇山峻岭中便回荡着我们年轻的笑声”。[1]-正是在这些交往中，大家加深了认识，畅所欲言，活跃了思想，更结下了一辈子的情谊。这份情谊，更延伸到学术成长上，组建成“学术共同体”，从先生日后主编的两套通史（《中国教育思想通史》（八卷本）和《中国教育制度通史》（八卷本））的分卷主编、作者队伍中，可以看到研究生班及本科阶段同学们的大量身影。
参考文献：
[1]王炳照.王炳照口述史（修订版）[M].周慧梅整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A].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3]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4]教务处.教育部关于招生工作的文件及本校录取新生情况统计表.北京师范大学档案馆藏，-28.
[5]易琴.新中国成立初期研究生教育的历史变迁过程与特点探析（-）——以早期教育史研究班为个案[J].教育学报，,（1）.
[6]王炳照.《寻找将教育学托上天空的彩云》序[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7]教务处.一九六一年招生研究生计划总结及有关报告、录取情况等材料.北京师范大学档案馆藏，.
[8]王炳照、周慧梅：《北京师范大学第一届教育史研究班导师群影像》，《教师教育研究》，（6）。
[9]桑兵.近代中国的学术与流派[J].历史研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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